江西
1973年3月25日，西贡附近的一个机场，一名穿便衣的韩国士兵被悄悄接回。他叫刘钟哲，原本已被韩国军方认定“战死”，家属领到了抚恤金，墓地也已经建好。可当他活着出现时，最难堪的并不是家属，而是那个一再宣称“没有韩国战俘”的政府。
刘钟哲隶属韩国首都师团装甲团，1972年4月19日在安克山口附近遭到袭击后被俘。1973年3月27日晚，他才被秘密送抵金浦机场，与家人见面。几个月前，军方还曾追授他功勋勋章，并向家属发出死亡通知。
这件事之所以敏感，是因为韩国政府当时已经把“越南没有韩国战俘”作为公开立场。刘钟哲的归来，等于让一份官方说法当场失去支撑。更麻烦的是，他并不是唯一失踪者。
美国国防部后来解密的越战人员档案显示，至少有18名韩国人被列入被俘、被俘期间死亡或失踪类别。其中既有军人，也有随军从事道路建设等工作的平民。档案标注相当具体，有人记为“被俘”，有人记为“在拘押期间死亡”，并没有把他们统一认定为逃兵。
最早出现的记录，来自1965年11月3日。韩国首都师团的朴成烈中士在外出侦察时失踪。此后，安学洙中士、朴佑植上尉等人相继失去联系。到1969年，韩国方面至少已经知道三名军人下落不明，却没有把他们作为战俘问题公开提出。
有意思的是，韩国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处理这件事。1969年9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美国代表与北越方面讨论战俘问题，并顺带询问韩国是否有人员需要交涉。消息传回韩国后，朴正熙才得知本国军人可能已经落入北越控制之中。
据相关证词，1970年11月，南越方面审讯一名被俘的北越心理战人员时，获悉朴成烈、安学洙等人可能被转交北越，并被送往平壤从事广播宣传。审讯人员黄敏洙回国后，反而接到严格命令：不得公开相关内容。
“这件事不能说出去。”
这道命令，切断了战俘与社会之间本就微弱的联系。韩国政府担心的，并不只是几名士兵的去向，而是出兵政策可能遭到追问。1965年至1973年间，韩国先后向越南派出大批部队，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承认有人被俘，意味着军方必须解释战斗失利、人员管理以及战俘谈判等问题。
1971年，美越之间曾进行战俘交换，西方国家也持续要求交还失踪人员遗体。韩国却没有借此提出明确的遣返要求。到了1972年12月，韩国外交部门因应国际组织来函，重新向国防部索要名单，国防部才整理出一份包含7人的失踪记录，并将部分人员标注为“在北朝鲜从事心理战广播”。
这份文件还盖有机密印章，并注明限期销毁。文件中的人名和此前掌握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反映出韩国军政部门对失踪人员统计混乱，也说明相关信息长期没有进入正常的战俘处理程序。
1973年3月，韩国从越南撤军之际，驻军总司令李世镐奉命对外表示，越战中没有韩国军人被俘。几天后，北越方面宣布释放刘钟哲。一个已经被军方“追认死亡”的士兵，直接成为公开声明的反证。
韩国政府随后仍试图淡化问题。在一份内阁会议记录中，部分失踪人员被描述为逃兵、罪犯，甚至被认为不适用战俘遣返安排。这样的定性，使他们失去了军人身份，也让家属难以获得正常的调查、抚恤和追责渠道。
平民的遭遇同样被掩盖。金成模、金向三等人曾在南越参与道路建设，后来被游击队俘获，并在拘押期间死亡。北越方面保存了部分遗骨和身份资料，但韩国方面没有主动寻找。直到1981年美军移交越战死亡人员遗骸时，相关身份才意外被发现。
朴佑植上尉的遗骨则在失踪35年后才被找到。2002年8月，美国失踪人员搜索队在越南作业时发现遗骸，经过鉴定后交还韩国，最终安葬于大田国家公墓。对家属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军人安葬，而是一份迟到了数十年的事实确认。
也有人活着回来。朴正焕中尉1968年被俘，在柬埔寨战俘营关押502天，后来被转往北方，最终设法逃脱。回国后，他长期受到情报机构监控和压力，直到2009年才在有关听证会上公开作证。他说，美国士兵相信自己的国家不会抛弃战俘，而韩国战俘最害怕的，恰恰是回国后被自己的政府当作污点处理。
这18个人的档案，后来被转交美国失踪人员搜寻机构保存。有人被确认死亡，有人遗骸归国，也有人至今只留下几行冷冰冰的记录。对他们而言，战争结束并不等于命运结束；真正漫长的等待，是本国政府终于承认他们曾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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