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春，北京西郊，周恩来到国家体委看望贺龙和薛明。席间，他没有先谈工作，而是把话题引到了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上：“中央准备取消军衔制度，你同意吗？”
薛明明白，这句话表面是在问自己，实际牵涉的却是贺龙头顶上的元帅军衔。她没有绕弯子，回答得很干脆：“同意。”周恩来听后笑了笑，招呼大家继续吃饭。
这段谈话之所以被后人反复提起，不在于一句问答有多传奇，而在于它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中央考虑的并不是单独撤下贺龙的军衔，而是要不要保留整套军衔制度。贺龙只是元帅中的一员，并非被单独处理。
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贺龙时年59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那一刻，他获得的不只是个人荣誉，也是人民军队创建者和指挥员身份的集中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军衔制度有利于明确等级、指挥关系和军人待遇，也方便同外国军队交往。对于一支刚刚走出战争、正在走向正规化的军队来说，这套制度有现实需要。
问题也随之显现。
红军时期形成的官兵平等传统，强调的是共同战斗、共同承担风险。军衔制建立后，服装、肩章、礼仪和待遇逐渐出现差别，一些人担心，等级标志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变成隔在干部和战士之间的墙。
1958年，毛泽东在谈到军队等级问题时，曾批评过等级森严的倾向。彭德怀也对军衔制度持有保留意见。他认为，军队的威信不能只靠肩章和称号来维持，真正能够让官兵服气的，还是指挥能力、战斗作风和实际贡献。
有意思的是，军衔制度本身并没有错，难处在于怎样与中国军队的传统和现实结合。授衔之后，军官晋升、待遇调整、服装配发以及退役安置，都需要一套完整办法支撑。当时许多配套工作尚在摸索，制度运行中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国防经费也需要精打细算。军衔的晋升、补贴、礼服和相关礼仪，都会增加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军队内部开始重新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军衔究竟是推动正规化，还是会加重形式上的等级差异？
1964年夏，中央领导在北戴河讨论军队工作时，再次谈到军衔问题。贺龙提出，既然制度带来的问题不少，不如干脆取消。这个意见并非针对某个个人，而是对整套制度的取舍判断。毛泽东表示赞成，军衔制度的去留由此基本确定下来。
1965年2月，国防部发出通知，停止授予军衔和晋升军衔。同年6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正式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随后，部队换发新的制式军服，干部和战士在外观上的等级区别明显减少。
这场变化影响很大。
过去，军官的身份可以从肩章上直接辨认；取消军衔后，服装标志变得简单，指挥员与普通战士站在一起，往往只能靠职务、口令和实际工作来体现差别。对外军事交往也出现不便，外国军队习惯用少将、上校等称谓来确认身份，中方人员有时需要额外解释本国军队的职务体系。
不过，元帅称号取消，并不等于贺龙等人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军衔是制度安排，功绩是历史事实。贺龙曾领导南昌起义，长期参与人民军队建设，担任过重要军政职务；这些经历不会因为肩章消失而改变。
薛明后来回忆这件事，态度一直比较平静。她知道，中央讨论的是军队建设的大局，个人荣誉必须服从制度需要。周恩来之所以当面询问，也带有征求意见、说明情况的意味，并不是要把一个既成事实突然压到贺龙夫妇面前。
军衔制度取消后，人民解放军继续使用职务等级来组织指挥。官兵之间少了外在标志，却没有取消严格的组织纪律。排长仍然指挥全排，师长仍然承担全师责任，军队不会因为没有肩章而失去秩序。
1988年，随着国防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发展，中央决定恢复军衔制度。新的军衔体系吸取了过去的经验，配套的晋升、考核、教育和待遇制度更加完整。此时贺龙已经于1969年6月9日逝世，没能看到军衔重新回到人民解放军的肩头。
所以，周恩来当年问薛明的那句话，真正涉及的不是“贺龙个人是否保留元帅身份”，而是一个国家如何根据军队建设需要调整制度。军衔可以设立，也可以取消；元帅可以授予，称号也可以退出日常制度。变化的是形式，考验的始终是军队的组织能力和战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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