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26日，南京军事法庭内，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听到了“无罪释放”的判决。这个结果，不仅出乎旁听者意料，也让长期关注战犯审判的人感到震惊。
冈村宁次没有被押上刑场，甚至没有接受完整审判。几天后，他在国民政府方面的安排下离开中国。围绕这场判决，后来流传着“毛主席震怒，连夜下令追捕”的说法。实际情况更复杂，它牵涉的不只是一个战犯的生死，还牵涉国共双方的军事较量和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运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当时已经清楚，自己无法像普通军官那样平安回国。
他在华北任职期间，推行过残酷的“治安肃正”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并纵容部队采用烧毁村庄、掠夺粮食、制造无人区等手段。“三光”政策并非由冈村宁次一人凭空创造，但在他担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时，这类做法被系统执行，造成了严重伤亡。
责任在案。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东京。他看中的，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日本军方内部原本有人主张按照盟国要求处理武器和人员，但冈村宁次更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因为这意味着他可能获得特殊保护。
1945年9月9日，南京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冈村宁次代表日军签署投降文件，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投降。仪式结束后，国内要求审判冈村宁次的呼声很高，可国民政府迟迟没有将他作为普通战犯处理，而是以遣返日军、办理善后为由，将案件一再拖延。
有意思的是，冈村宁次并没有闲着。他向何应钦等人提供建议，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日本虽然战败，但日本军官和士兵仍可被利用来对付共产党。
据相关回忆，冈村宁次曾向国民政府表达过类似意思：“日本军队可以交给你们使用。”这类话究竟通过何种渠道传递，细节在不同材料中略有差异，但他的政治算盘十分清楚——把侵略者的身份，改造成“反共顾问”。
蒋介石确实重视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冈村宁次熟悉中国地形，也了解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这些都使他具备利用价值。只是美国方面并不赞成大规模重新武装日本军人，国民政府最终没有公开采用他的完整方案。
冈村宁次后来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机构负责人的身份留在南京，实际上处于被看管状态，却享受了远高于普通战俘的待遇。他负责遣返日军和日侨，生活条件也相对宽松。有人甚至形容，他在监所中能够种花、休息，完全不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甲级战犯。
舆论压力越来越大。1947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审判冈村宁次，但审判推进得异常缓慢。1948年7月20日，他才出席军事法庭预审。预审提出的问题有限，程序也十分仓促，旁听者很难相信这是一场针对侵华战争最高责任人的严肃审理。
真正的难题摆在审判者面前：如果依法追究，冈村宁次很可能面临死刑或无期徒刑；如果判他无罪，国民政府必将承受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
1949年初，南京方面最终选择了后者。石美瑜主持的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判决依据受到广泛质疑，现场甚至出现指责和嘲讽。石美瑜承受巨大压力，但判决已经形成，冈村宁次随即被秘密送离中国，返回日本。
这场释放发生时，蒋介石已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因此，把全部责任简单归结为“老蒋亲自下令无罪释放”，并不严谨。蒋介石此前对冈村宁次的庇护确实存在，但最后判决发生在南京政权内部复杂的权力交接阶段。
消息传到解放区后，毛泽东对这一结果极为愤怒。解放方面认为，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军的重要指挥者，必须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不能借政治需要逃脱责任。后来李宗仁方面也曾要求重新处理冈村宁次，但相关命令没有真正改变局面，冈村宁次最终留在日本。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冈村宁次又被蒋介石方面启用。以富田直亮为首的日本旧军人参与组建所谓“白团”，为台湾方面训练军官，存在时间延续到1968年前后。一个曾经的侵华日军将领，战后竟又以军事顾问身份参与反共活动，这正是战后东亚政治留下的特殊阴影。
冈村宁次于1966年9月2日在东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他没有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那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也没有在中国法庭接受与其责任相称的审判。1949年那纸“无罪”判决，至今仍是战后中国战犯处理史上最具争议的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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