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秋，广州解放不久，叶剑英在广东接到毛泽东的一项特殊嘱托：务必设法找到莫雄，并为他安排一份工作。这个名字，当时在普通干部中并不响亮，却被毛泽东称作“党的老朋友”。
这件事耐人寻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亲属和旧交的求职请求一向严格，甚至明确要求亲友不要到北京找他，更不能借他的名义向地方政府谋职位。可对莫雄，态度却完全不同。
原因不在亲疏，而在功劳。
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望埠。幼年丧母，家境贫寒，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放牛、做杂工谋生。13岁时，他被送到广州石室神学院做伙夫，正是在那里，少年莫雄接触到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消息。
1907年，16岁的莫雄加入同盟会，随后进入广东新军。辛亥革命前后，他从基层军职做起，逐渐担任排长、连长。护法运动时期，他参加援闽粤军，在多次战事中积累了经验，也结识了大批军政人物。
他性格豪爽，重情重义，军中许多人愿意称他一声“莫大哥”。到1923年，莫雄已任粤军少将旅长，在广东军界拥有相当资历。只是，军阀混战和派系倾轧，也让他的仕途屡有起落。
1930年，莫雄跟随张发奎参与反蒋行动，失败后赋闲上海。后来经宋子文等人安排，他出任税警总团团长。也正是在上海，他重新遇到了旧部刘哑佛。
刘哑佛当时已与中共中央特科发生联系。接触增多后，莫雄逐渐倾向革命，并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李克农等人认可他的立场，却认为莫雄在国民党内部资历深、关系广，暂不入党更便于开展工作。
这是一种特殊的信任。
1933年，莫雄被杨永泰推荐到江西任职，担任德安、赣北一带的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蒋介石还给了他一笔经费和两张空白人员表，让他自行组建班底。
杨永泰曾对他说：“你带过部队，找几个旧部总不难吧？”
莫雄没有照常规办事。他转赴上海联系中央特科，请求派人进入自己的机构。随后，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人相继到位，分别担任秘书、主任参谋和情报参谋。
表面上，这是一个负责“剿共”的司令部；实际上，它成为中共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的重要渠道。莫雄也配合红军行动，制造出“红军被击退、辖区已经肃清”的假象。蒋介石收到报告后，还曾对他表示嘉奖。
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是1934年秋天那份绝密计划。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莫雄因辖区靠近庐山，获得了旁听或列席的机会。会议上，国民党方面展示了大规模推进、分区封锁、修筑碉堡和铁丝网的部署，目标直指中央苏区腹地。
莫雄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军事行动，而是要用密集封锁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回到驻地后，他立即把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叫来，设法将情报转交出去。
“这份东西，必须尽快送到苏区。”
项与年接下了任务。
按照相关回忆材料，为躲过沿途盘查，项与年化装成乞丐，甚至敲掉门牙改变容貌，冒险穿越封锁线，最终抵达瑞金，将情报交给周恩来等人。情报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也成为红军作出战略转移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并未立即查明情报泄露的具体环节，反而将莫雄调往贵州毕节任职。莫雄在那里没有积极追剿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经过毕节时，他也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度。
这等于再次违抗命令。
蒋介石因此震怒，莫雄一度面临被处决的危险。张发奎、杨永泰等人出面斡旋，他才保住性命。此后，他在广东担任过县长、韶关行政专员等职务，但政治处境始终不算安稳。
1949年前后，随着全国局势急剧变化，莫雄因身份和经历受到怀疑，曾前往香港。广州解放后，叶剑英主持广东工作，毛泽东特别交代寻找莫雄，原意很明确：不论他过去在国民党系统担任过什么职务，都不能抹去他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提供帮助的事实。
后来，莫雄回到广东，先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以后，他以党外人士身份参与地方工作，直到晚年仍受到相应照顾。
1980年，莫雄在广州逝世，享年89岁。一个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安排？答案并不复杂：在最危险的关头，他把能够掌握的情报、能够调动的关系和自己的政治声誉，都押在了革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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