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注意看，乌克兰西南部文尼察州的小城乌曼，战前人口约9万，如今只剩约7万，且多为妇女。但在今年犹太新年前夕，这座城市却迎来了近5万名哈西德派犹太教徒。一个正在经历战火、男丁稀缺的国家，却要容纳如此规模的境外宗教狂欢群体，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反常。
连起来看，这并非临时起意。乌曼成为“圣地”，源于布拉茨拉夫哈西德教派创始人奈赫曼的安葬。1810年，奈赫曼移居此地，死后葬于乌曼，其追随者便将此地奉为圣地。19世纪，哈西德运动在东欧兴起，乌曼成为核心据点之一。苏联时期，宗教活动被压制，但1988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放开管控，乌曼重新向犹太人开放。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泽连斯基上台后，朝圣规模从几千人迅速膨胀至数万人。即便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仍有超2万人涌入。战时人流逆势增长，这背后显然不是单纯的宗教热情可以解释。
注意看土地规则的变化。乌克兰独立后，长期禁止外国人拥有农地。但2024年1月16日，泽连斯基签署生效的第4502-IX号法案，简化了入籍程序，使得通过归化获得乌克兰国籍的外籍人士，可以公民身份购置土地。乌曼面积仅41平方公里，对于国际资本而言，买下这座小城并非难事。宗教圣地叠加法律松绑，为长期布局扫清了障碍。
连起来看宗教与政治的捆绑。哈西德教派虽为犹太教中的保守派，但与以色列政坛联系紧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其执政基础离不开宗教犹太人的选票。对乌曼的持续投入，既是对海外犹太人的精神凝聚，也是在乌克兰动荡时期提前卡位关键资产。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摩西·赫斯曾直言，哈西德运动为犹太建国提供了精神过渡。如今在乌克兰，相似的剧本似乎正在上演——先确立宗教存在，再谋求实质影响力。
注意看那些被忽视的细节。2020年，《耶路撒冷邮报》专栏作家阿萨埃尔曾撰文指出，乌曼朝圣本质上是为未来圈地做准备。朝圣者中流传着“在乌克兰建立新耶路撒冷”的说法，这与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以色列国”的初期舆论铺垫如出一辙。当时外界同样视其为无稽之谈，但结果众所周知。更值得警惕的是，2024年朝圣期间，乌曼街头遍布希伯来语标语，公共空间被祈祷毯覆盖，当地东正教堂的影响力被边缘化。文化空间的置换，往往先于土地所有权的变更。
连起来看治理能力的缺失与代价。面对数万外来者，乌克兰警方虽设立检查站，但禁令形同虚设。垃圾遍地、噪声扰民、个别毒品案件，这些表面乱象背后，是主权国家对边境管控的失效。2014年，曾有乌克兰寡妇因制止犹太人跳入自家水井洗澡，反遭嘲笑，而其丈夫刚刚阵亡。这种对当地民众尊严的践踏，在战时背景下更显刺眼。当国家机器无暇他顾，宗教团体的自发秩序便会填补真空，而这种秩序的核心逻辑，永远服务于“上帝选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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