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周，英国经典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70 Up）第十季在ITV频道开播。这一季总共只有两集，9月22日第二集播完后，这部绵延超过半个世纪的传奇作品，就将彻底画上句号。
《人生七年》此前已播出了九季。
1964年，英国ITV旗下的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想要创作一套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电视纪录片。在第一季中，他们向观众介绍了出自不同背景的14名时龄七岁的英国孩童（10男4女）的生活状况，旨在探讨所谓的“七岁看老”，即命运、阶级和环境如何影响人的抱负与一生的际遇。
1964年，《人生七年》第一季中时龄七岁的拍摄对象。
按计划，创作者会定期回访，跟踪他们的人生轨迹，每隔七年推出新的一季。当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么一拍，就是整整63年，成为电视纪录片史上最重要、也最独特的长期纵向记录项目之一。在这漫长的十季中，原本带着稚气的脸庞、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慢慢变成了力不从心的垂暮老者。
和后来大行其道的真人秀不同，《人生七年》没有把“人生”压缩成接连不断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允许时间本身成为叙事工具。从这一点出发，它早已超越一般的真人电视节目的范畴，上升为某种社会考察，通过这群人的成长轨迹，勾勒出足以代表英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景缩影。
第三季中，时龄21岁的拍摄对象。
2019年，《人生七年》第九季播出，14名参与者中，已经有了缺席者。四名女生之一的琳恩·约翰逊（Lynn Johnson）在2013年因病去世，未能参加第九季拍摄。
到了2021年，该系列的重要推手、自第二季开始便担任导演的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溘然辞世。艾普特于2008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杰出社会问题报道奖。著名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曾评价他“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社会学训练，但他的直觉从根本上来说具有社会学性质”。通过他的视角呈现的《人生七年》，生动反映了社会阶级的再生产。
随着迈克尔·艾普特的去世，外界原以为《人生七年》系列也会就此终结。不过，14名参与者之一的尼克·希钦（Nick Hitchon）的命运，又反过来影响了纪录片的命运。
尼克·希钦
2022年，尼克被诊断患有晚期癌症。随后，这位成功跨越阶层，由农家子弟一跃成为核物理科学家的拍摄对象，主动联系了自《人生七年》第四季开始担任制片工作的克莱尔·刘易斯（Claire Lewis），表达了希望在离世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的意愿。当天，就在节目组为他完成这一心愿的数小时后，尼克·希钦便与世长辞，而这也让制作人克莱尔·刘易斯大感心碎，因此改变了原先的决定，追加拍摄了最后的第十季。
第十季由英国纪录片名导阿西夫·卡帕迪亚（Asif Kapadia）接手。他曾执导过《塞纳》《迭戈·马拉多纳》等作品，并凭借《艾米》拿过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相比往季，或许是因为已经说好了是最后一季了，也或许因为剩余的参与者都已是古稀之年，整体基调变得更为伤感、怀旧。正如参与者之一的尼尔·休斯（Neil Hughes）所言，这是“再能见到其他参与者的一次机会，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尼尔·休斯
对于看过《人生七年》的观众而言，尼尔·休斯往往是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位。人生的大起大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利物浦的尼尔，小时候天真烂漫，梦想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年轻时，他经历挫折，一度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结果，是一同参加《人生七年》的另一位拍摄对象布鲁斯·鲍尔登（Bruce Balden）向他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了住所。中年之后，尼尔·休斯摇身一变，当上了地方议会成员，还结了婚，彻底安定下来。可到了晚年，他又恢复了单身生活，一个人搬到法国定居。在这最新一季中，他坦承自己有时会感到异常孤独。“但这是属于我这个年纪的常态吧……再考虑到我的人生经历，现在的我大概是挺心满意足了。”他在镜头前说道。
除了记录真实、反映历史的积极意义之外，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向来也是《人生七年》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焦点。自七岁开始，这14人便成了全英观众家喻户晓的名字，等于是从小便生活在镁光灯下，一举一动都会引来远超常规的关注。所以，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人生七年》的影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不是参与拍摄的话，这些人的婚姻、事业是否还会变得像现在这样，也让《人生七年》有了近乎于“薛定谔的猫”的哲学意义，供人琢磨，耐人寻味。
录制最终季的11位参与者
或许也是因为知道这就是最终季的关系，11位参与者在这一季中，除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之外，还特意大谈特谈了节目本身，针对其对自己的影响尝试做出总结，甚至还对导演迈克尔·艾普特的工作做了一番评价，质疑他当初是否也存在某些性别、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正如另一位参与者杰姬·巴塞特（Jacqueline Bassett）所言，“虽然整个过程有时也充满了挑战，但能参与这么一件事情，总体来说还是觉得很棒。尽管他们最初想要探讨的是阶级问题，但最终，它变成了一个关于我们自身、关于不同的观众如何与我们产生共鸣的故事。”
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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