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古今（七）

五代十国时期

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于他，建国号“梁”，史称“后梁”，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都，占有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封李柷为济阴王，徙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西北），延续289年的唐朝灭亡。朱温代唐后，为稳固自身地位，于908年鸩杀李柷，以王礼葬于济阴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西北）。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的说法出自《新五代史》，是对五代（907—960年）与十国（902年—979年）的合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段大分裂时期。

自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开始，此后相继出现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个朝代。这五个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被合称为“五代”。在唐末、五代及宋初时，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时，五代结束。北宋建立后，先后统一了南方尚存的各割据政权，至979年北汉灭亡，十国宣告结束。

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后，初时定都开封，为彰显梁朝正统，于909年迁都洛阳。原河东节度使、沙陀人李克用在895年因救援唐昭宗有功被封为晋王，割据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此后长期与朱温争战，相互间成为争夺天下的对手。

908年李克用病死，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随即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击败梁军；此后又于911年在柏乡（今河北高邑县境内）、912年二月在下博（今河北深州）、蓨县（今河北景县）一带连续大败梁军。朱温连吃败仗，狼狈逃回开封，患病卧床不起，后又转至洛阳养病。朱温性情本就暴躁残忍，此时作战不利，猜忌之心日重，梁朝内部权力斗争日渐激烈。

912年六月，朱温次子朱友珪在洛阳杀死了朱温，自立为帝。913年二月，朱温第三子朱友贞又联络实权藩镇和洛阳禁军，发动了兵变，朱友珪自杀，朱友贞在开封称帝，是为后梁末帝，其将都城定在了开封。

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称帝， 沿用“唐”作为国号，史称“后唐”。同年十月，李存勖攻入开封，后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李存勖灭梁后，以“中兴大唐”为号召，选择定都洛阳，在洛阳全面恢复唐朝的律令、官制、朝仪和礼乐制度。

后唐建立后，同时期的多数政权都向其称臣，南方诸国中仅南汉、吴与后唐抗衡，后唐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统治疆域最广的朝代，其盛时疆域约为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河北、陕西的大部及安徽、宁夏、湖北、江苏的一部分，并短期占有四川。

图19：后唐疆域示意图

在此期间，有一位关键人物对于洛阳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尹张全义。

张全义出身农民家庭，曾在临濮县衙（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县临濮镇）做小吏，因多次受到县令的侮辱，遂逃亡加入了黄巢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黄巢败亡后，他投降了河阳（今河南焦作市孟州）节度使诸葛爽，后屡立战功升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唐僖宗赐其名张全义。

886年诸葛爽病死，诸葛爽麾下大将刘经与张全义一同拥立诸葛爽之子接位。刘经与诸葛爽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为李罕之所败，退守河阳。刘经派张全义去抵挡李罕之，张全义却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被迫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河南沁阳）。适逢秦宗权部下孙儒攻陷河阳，刘经和诸葛仲方逃去了汴州（今河南开封），张全义和李罕之分据怀州和泽州以抗拒孙儒。

887年朱温击败了秦宗权，孙儒屠河阳城后撤离。李罕之将张全义召至泽州，与他一起收集余众，李罕之占据河阳，张全义占据洛阳，并一起求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克用派兵援助二人，并给唐廷上表封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张全义在洛阳治理有方，屯田存粮，仓储户口逐渐充实。而李罕之部众不事生产，以掳掠度日，军中乏食，所以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时间一长，二人生隙。888年李罕之攻打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所占据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运城新绛县）二州，王重盈秘密联络张全义，要他在背后捅李罕之一刀，于是张全义乘李罕之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

李罕之无奈投奔了李克用，借得骑兵七千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于是张全义又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数万解围后，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还专门在洛阳设置佑国军，让张全义当节度使，张全义从此听命于朱温。

892年朱温推荐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901年又兼任中书令。当时朱温数次要求唐昭宗迁都洛阳，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张全义也十分卖力，修缮工程于数年后竣工。唐昭宗抵达洛阳后，张全义被朱温封为东平王。朱温四处征战，都是张全义尽心尽力给他提供后勤保障。

904年张全义调回河南尹任上，907年朱温称帝后，封张全义为魏王，此后又一路官拜太傅、太师、太尉等。当时梁、晋争霸，朱温多次兵败于河北，张全义就搜刮卒伍铠马，每月献给朱温，以补其缺。

912年朱温被其子朱友珪弑杀，次年朱友贞杀朱友珪自立为帝，任命张全义为洛京留守，917年又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全义虽然身在后梁，但他有个弟弟张全武当初在河阳被李克用的军队俘虏，并得到厚待，张全义通过张全武这个渠道也常常秘密沟通太原李克用。

923年李存勖入开封灭后梁，张全义从洛阳赶到开封，泥首待罪，并献马上千匹。李存勖对他也很看重，采纳其建议赴洛阳郊祀（祭天），并定都于洛阳。升张全义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改封齐王，兼领河阳三城节度使，赐“保忠归正安国功臣”号。

926年赵在礼占据魏州（邺都）发动兵变（邺都兵变），李存勖打算亲自征讨，张全义力荐李嗣源前往，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也卷入兵变，被兵士推为领袖，倒戈反攻洛阳。张全义闻变后，在洛阳家中忧惧而死，终年七十五岁。

张全义前后经营洛阳四十余年，大力招抚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设置屯垦，修复了紫微城宫阙、五凤楼、朝元殿等，重建官署、坊市，恢复手工业、集市，疏通洛水漕渠，使唐末残破的洛阳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

923年李存勖称帝（后唐庄宗）灭梁后，认为父仇已报，中原已定，于是不再进取，开始享乐，重用宦官和伶人（戏子），猜忌部将。926年魏州兵变时，李存勖先派李嗣源平叛，结果其军队发生哗变，裹挟李嗣源和叛军合流。后李存勖亲征平叛，结果指挥使郭从谦也发动叛乱，火烧兴教门（洛阳紫微宫南城门，在应天门东侧），李存勖在带亲兵攻击叛军时，身中流矢，死于乱军之中。李存勖死后，李嗣源入洛阳，被群臣拥戴为监国。不久李嗣源于庄宗灵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时期政治清明，明宗从谏如流，诛杀作乱的宦官，给冤杀的臣将平反，打击贪腐，推行惠民政策，使社会经济恢复，百姓生活逐渐宽裕，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其对南方各个割据政权基本采取和平共处的方针，不刻意进行征伐；面对北方诸政权，其采取“刚柔并济”的政策，各个割据政权基本承认后唐的正朔地位，并对后唐称臣纳贡。明宗对北方契丹的南侵予以坚决打击，使得契丹军队不敢轻易南下侵扰。后世史学家评价这一时期“粗为小康”，即史称“小康之治”。

“小康”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原指稍得安康、日子过得去；《礼记》把它和“大同”对应，描述为天下为家、礼义为纪、百姓乐业的社会形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称李嗣源“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符合“小康”中“民安物阜”的底线标准，故得名“小康之治”。

后唐明宗李嗣源执政末期，因其刻薄疑忌，随意诛戮大臣，使群臣离心，其子嗣争位激烈，造成形势急转直下，后唐很快灭亡。

933年，明宗李嗣源次子秦王李从荣发动兵变，战败被杀；明宗病中闻变，病情加剧。他决定召回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的第三子宋王李从厚嗣位，李从厚未到明宗就驾崩了，死后葬在徽陵（今河南洛阳孟津区送庄乡境内）。

李从厚赶回洛阳后，于明宗灵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后唐闵帝。闵帝仓促登基，立足未稳，对手握重兵的凤翔（今陕西宝鸡凤翔区）节度使潞王李从珂和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石敬瑭多有猜忌，遂将李从珂调任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将石敬瑭调任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但是李从珂拒不接受。

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后唐朝廷派大军包围了凤翔，李从珂劝降了唐军内的旧部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战争形势逆转，后唐军队大败。闵帝李从厚仓皇出逃魏州，从者仅百余骑。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时，路遇石敬瑭，石敬瑭将闵帝安置在驿站后，自己赴洛阳与李从珂会合。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后，废李从厚为鄂王，李从珂即位称帝，是为后唐末帝，随后又毒杀了卫州的鄂王李从厚。

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调太原的石敬瑭为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节度使，企图以此削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拒绝调任，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李从珂遂派大军讨伐石敬瑭，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认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且愿意割让幽云十六州称臣。契丹于是派兵与其联军，击败了后唐军队，并在同年底在太原立石敬瑭为皇帝，国号为“晋”，史称“后晋”。

937年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传国玉玺与太后、皇后以及太子等人登上洛阳紫微宫玄武门城楼，自焚而死，自秦朝流传下来的传国玉玺也就此失踪。随即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灭亡。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象征天命所归的印信。据《册府元龟》、《明史·舆服志》记载，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命李斯用蓝田玉雕刻此玺，方圆四寸，五龙钮，篆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一说为和氏璧所制），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据传，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传国玉玺复归秦。

前207年秦亡后子婴于咸阳献玺于刘邦，遂为汉室传承信物。西汉末公元8-9年王莽篡位时玉玺被摔损一角，以黄金修补。公元23年王莽被杀后，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今河南南阳），献于更始帝刘玄。公元25年，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国玺易主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传国玺归于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189年大将军何进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至汉献帝时，董卓作乱，招致诸侯联军讨伐，孙坚率军攻入洛阳，于城南甄宫一井中获得此玺，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吴氏，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当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重归汉室。

220年曹丕建魏，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265年司马炎篡魏，传国玺归晋。311年前赵刘聪俘获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玉玺右侧加刻“天命石氏”。350年冉闵称帝建魏，玉玺落入其手。352年前燕围攻冉魏，冉魏求东晋军救援，传国玺被东晋将领骗走，并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

589年隋灭南陈，将传国玺收入隋宫。618年隋炀帝于江都（今扬州）被杀，其皇后萧氏携隋炀帝孙杨政道及玉玺遁入漠北突厥。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萧后与杨政道返归中原，该玉玺归于李唐。907年朱温夺传国玺，建立后梁。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在洛阳玄武门自焚而死后，传国玺彻底失踪。

937年后晋石敬瑭入洛阳后，即定都洛阳。但由于洛阳经历多年战乱，破坏较为严重，士族搬迁一空，城内民生凋敝，商业彻底没落；且洛阳黄河、漕渠淤塞严重，大型漕船已无法抵达，粮食物资转运压力巨大，难以支撑洛阳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需求，于是938年后晋迁都开封，将洛阳改为西京河南府。

至此，洛阳永久退出了全国首都序列，仅保留陪都虚名，承担郊祀、祭祖、巡幸、安置退休勋贵等礼仪性事务，此后再无大一统王朝定都洛阳。

后晋石敬瑭对契丹辽国奴颜婢膝，割让幽云十六州（幽<今北京市>、蓟<今天津蓟州区>、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音归，原属河北怀来，今已被官厅水库所淹>、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山西灵丘>、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自称“儿皇帝”，不仅造成自身疆域收缩，也使中原地区失去了北方防御屏障，北方胡族政权获得了向南扩张的基地，此举深刻影响了包括北宋在内的后世中原王朝与北方胡族政权之间的关系。

后晋石敬瑭在位时，魏博（今河北大名东北）范延光、安州（今湖北安陆）李金全、成德（今河北正定）安重荣、襄阳安从进等藩镇接连发起叛乱，虽均被镇压，但也重创了后晋的统治。942年石敬瑭在邺都（今河北大名北）去世，其侄石重贵继位，即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尝试脱离对契丹的依附，并于944年、945年两次击退契丹的进攻，然而后晋政治腐败，天灾频仍，民不聊生。946年辽太宗再次征讨后晋，都招讨使杜重威投降了契丹，后晋军主力丧失，石重贵只得投降，契丹军大掠开封，后晋灭亡。

947年初，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后晋皇宫即位，同时将石重贵一家北迁。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足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后晋北平王刘知远借势在太原称帝，但暂未改国号。辽太宗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北撤，途中一病而亡。947年中，刘知远陆续占领洛阳、开封，改国号为“汉”，定都开封，史称“后汉”。

948年正月，刘知远病逝，次子刘承祐嗣位，即后汉隐帝。950年末后汉隐帝猜忌枢密使郭威，欲杀之，郭威不得已反叛，后汉隐帝为溃军所杀，后汉灭亡。郭威部将兵士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951年，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周”，定都开封，史称“后周”。

图20：后周时期形势示意图

后汉立国四年，是五代时最为暴虐、吏治最差的政权。西京洛阳在此期间，由张全义数十年积攒下的洛阳复苏成果被不断消耗，外郭大量里坊荒废，城墙坍塌、道路荆棘丛生；官府财力匮乏，完全无力修补宫阙，紫微城宫殿仅勉强保留几座大殿用作官方礼仪活动，其余建筑倾颓破败。洛河漕运只能通行小型船只，无法转运大宗漕粮，洛阳本地粮食仅够城内百姓勉强糊口，驻军粮草完全依靠开封调拨。官府苛捐杂税繁重，加上官军劫掠、土匪横行，河洛平原逃亡农户再度增多。后汉内部藩镇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关西兵变、契丹骑兵南下时经常袭扰洛阳北郊孟津、新安一带，百姓时常闭城避险，市面商贸长期陷入萧条。

后周时期，太祖郭威、世宗柴荣等整顿全国城池、水利、吏治，洛阳迎来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里最稳定的恢复期。

954年郭威病逝，其养子柴荣（后周世宗）继位，世宗柴荣任命武行德担任西京留守，主持了洛阳城墙、官署的大规模修葺工作。武行德奉诏修补洛阳外郭土城墙、城门、城壕，修复丽景门、定鼎门等主要城门，加固宫城、皇城墙体，修整城内主干道；此次修缮不再追求复刻盛唐百坊格局，只修缮官府、军营、民居集中的核心片区，废弃坊区任由民众开垦为田地。隋唐洛阳城庞大的外郭城自此实质性缩小，后世洛阳城区范围基本固定在宫城、洛河沿岸核心区。

后周朝廷将漕运重心全部放在开封汴河，对洛阳漕渠水系只做基础疏通，清理洛口淤积、修整城内漕仓，维持本地粮食、物资短途水运，洛阳永久失去了国家级漕运枢纽地位，只承担区域内河运输功能；同步将黄河堤防进行加固，减少了河洛地区水患侵扰。

柴荣在全国推行垦荒、均田、减免苛税政策，洛阳周边的荒地被大量开垦，河洛地区农业生产稳步恢复；官府打击豪强、裁汰冗官，洛阳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流民陆续返乡定居，城市人口稳步回升，但距离盛唐规模依旧天差地别。

后周时期还彻底固化了“东京开封主行政军事、西京洛阳主礼仪陵寝”的二元格局，大量后周致仕高官（魏仁浦、苏禹圭等）定居洛阳修建私家园林，培育牡丹品种，洛阳牡丹自此开始声名鹊起，为北宋西京洛阳的花木文化鼎盛埋下了伏笔。

后周时的洛阳是被有序修复的陪都、中原西部屏障、士大夫归隐的文化园地。五代五十余年洛阳的演变，走完了从盛唐东都→割据政权国都→礼仪性西京的完整下坠过程，河洛两千余年华夏政治中心的历史就此落幕。

作为后周最有作为的皇帝，世宗柴荣在位6年，南征北战，收复失地，却在对辽朝用兵时身染重病，于959年病逝于汴梁（开封），终年三十九岁。

柴荣病逝后，继位的柴宗训（后周恭帝）年仅七岁。960年，时任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长官）兼宋州（今河南商丘）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发动陈桥（今河南新乡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迫使恭帝禅位，建立了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