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的技术、经济、贸易与社会

2026年9月13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历史时期的技术、经济、贸易与社会”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集贤综合厅举行。论坛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主持。

仝涛主持

经济、技术与葬俗：豫北汉墓形制的多维度分析

李云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云河老师以豫北两汉墓葬为中心，从经济投入、营造技术和丧葬习俗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讨论墓葬形制的形成机制。豫北地理位置大致位于太行山东麓、汉代黄河故道以北，秦汉时期主要属河内郡，具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

材料显示，豫北洞室墓中的土洞墓与砖室墓在墓圹结构、演变规律、尺寸及随葬品等方面高度相似，对于墓圹规模相似的墓葬，用砖与否并非身份或礼制等级的直接反映，其核心差别是丧葬投入。以路固墓地为例，若参照《九章算术》的砖价，单室墓仅砖材即需约1.2万钱，此外还有砌筑人工费用。土洞已满足安葬需求，砌砖则是显著的额外经济支出。关中、洛阳西汉晚期至东汉末土洞墓与砖室墓长期并存，用砖始终关联丧葬投入，规模增大后才由“可选”变为“必需”。

从技术维度来看，墓道用砖主要有侧壁砌砖、侧壁和券顶砌砖、空心砖砌壁三种方式。其共同特点为墓道侧壁砌砖的高度基本与墓室内的砖壁高度持平，并且墓室入口处普遍未见明显的封门设施。一些墓葬的墓室入口未见明确封门，推测墓道下部可能采用砖壁加木盖板的形式，以阻隔墓道回填土。这种方式可以同时把东、西墓室连为连续空间，拉近合葬者的空间关系。这种封门方式的改变是将竖穴砖椁墓的营造理念移植到洞室墓中；但可能因操作困难，木盖板结构存在局限且成本较高未能普遍流行。

此外，还存在一种竖井与台阶斜坡并存的组合式墓道。之前观点认为斜坡是后期开通以便进棺合葬，或是方便墓内祭祀的通道。但如此狭窄的通道在实际操作上难以运棺，李老师认为从结构、修建顺序、功能上来看，组合式墓道的功能更可能与入墓祭奠、放置随葬品有关，而少数双台阶斜坡墓道也可能确与先后合葬相关。另外，斜坡在营造阶段也可辅助运土，但并非主要用途。

区域对照显示，豫北与长安、洛阳中原核心区在基本墓葬类型与演变脉络上高度趋同，地方差异则隐藏在砖材、墓道等结构细节与营造方式中。当前，汉墓研究视角应从核心区扩大至“边缘”区域，从表面的形制分类转向对营造过程的理解，以辨识其中的内部机制和多样性。这种“大同小异”的格局也对我们理解汉代社会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李云河进行报告

空间网络分析所见唐代河朔地区圆形墓的等级规制

宋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宋殷老师围绕唐代河朔地区圆形墓的空间分布、等级关系及其后世影响展开报告。中晚唐时期，河北与两京核心区在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若使用同类圆形墓的人群之间存在交流，墓葬分布便可能形成可识别的空间网络。

研究范围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和辽宁。具体分析分为四步：收集墓葬地理坐标、墓主信息和墓室尺寸等数据；寻找相关系数达到拐点时的最大连接距离；绘制网络图并进行分群；比较各分群之间的差异。分析显示，随着连接阈值增加，相关系数逐步上升，到1.4左右进入平台期，因此以1.4作为构建整体网络的合适阈值。低于这一数值时网络过于稀疏，难以反映圆形墓之间的空间关系。在1.4阈值下，圆形墓大体形成三个分群：以朝阳为中心的第一分群、以北京为中心的第二分群和以河北南部为中心的第三分群。再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早晚两期，唐前期和唐后期的连接阈值分别约为1.5和1.7，网络中心也由朝阳地区转移到北京地区。

在空间分群基础上，研究又对墓室直径进行聚类分析，将圆形墓划分为A、B、C、D四级，将其与墓主官品相互对照，可以发现两套不同模式。在朝阳社群中，三品以下墓主仍可使用A级圆形墓，个别低品官员还随葬本属高等级身份象征的象牙笏板，存在超出中央礼制规定的现象。北京分群中已不见A级圆形墓，最高为B级，墓主官品也没有三品以上者。河北南部分群中，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官品较高，同时使用A级圆形墓，其余墓主使用B、C、D级墓室。

据此，宋老师认为，北京和河北南部两个分群中，墓室尺寸与墓主身份大体对应。A级对应三品以上，B、C级对应三至五品，C、D级对应五品以下，可称为圆形墓的“河北模式”；朝阳分群则表现为另一种对应关系，A级大致对应三至五品，B、C、D级大致对应五品以下，可称为“朝阳模式”。五代至宋辽时期，除李克用墓直径9.7米等个别情况外，高等级人群使用的圆形墓直径基本维持在6—7米。因此，圆形墓的“河北模式”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被融入辽宋墓葬礼制的构建之中。

宋殷进行报告

晋南宋金仿木构墓葬的砖作技术与生产模式

俞莉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俞莉娜老师以晋南宋金仿木构墓葬的砖作技术与生产模式为题展开报告。宋金时期仿木构墓葬主要分布于中原北方，墓主多为一般民众。目前已发现八十余座宋金砖室墓，主要集中在临汾、运城盆地及河流沿岸。以北宋徽宗时期为界，此前墓葬数量较少，装饰以壁画为主，仿木构形式简单，主要用普通条砖拼合；北宋晚期以后，格子门出现，丰富度显著增加。

砖作装饰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平雕、浅浮雕、高浮雕，工艺形式则有模印或模制、雕坯、雕砖三大类。样本统计显示，砖雕覆盖范围、题材种类和分布密度都遂时代推移而增加，同时模制砖、圆雕和高浮雕的比例升高。北宋晚期以前，墓葬主要依赖于壁画的装饰，用条砖拼合砌筑后施彩绘；北宋晚期至金代前期，砖雕成为主要装饰，进入预制的生产阶段，覆盖范围更广，开始超越普通条砖，装饰手法更加趋同，砖雕立体感增加；金代中期到晚期，预制和批量生产更加明显，砖雕开始满铺地面，设计更复杂，丰富度和层次感更高，高浮雕等一些装饰表现变得更多，在金晚期一些墓葬中大尺寸的装饰砖开始使用，砖雕的制作和烧制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区域比较显示，平阳府北部和运城南部等边缘地区更接近晋南以外的装饰面貌。中心区域内部也有差异：侯马较早采用模制工艺，金中期以后雕砖流行，并常把孝行、祥瑞等题材与仿木构结合；稷山更倾向雕坯，较早追求高浮雕，其他题材多单独布置。襄汾、垣曲部分墓葬在较短时间内由条砖主导转为预制装饰砖主导，可能与与外来生产模式的输入有关。

最后，俞老师对砖雕的商品化和技术流动作了讨论。基于绛州地区见于多座墓葬的同模砖的线索，研究发现九成以上的同模关系发生在绛州府同县或邻县，并推测侯马可能是模印砖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传播较广的多是尺寸较小、制作复杂的砖雕，而粉本和相似构图的传播范围大于实物砖雕，在小区域内还可能存在模板改造。俞老师总结指出，晋南墓葬虽有区域一致性，但砖雕工艺和组合可大致按县域区分不同匠作系统，使用预制装配手段用于提高施工效率和题材丰富度；模制砖雕具有商品流通性性，但范围有限，粉本则具有更强的时空延展性。

俞莉娜进行报告

再论“窑系”与“区域性”

丁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丁雨老师从“窑系”概念的提出、变化，及其为何被指存在诸多缺陷但至今仍难以摆脱入手，重新讨论了“窑系”与“区域性”。陈万里、冯先铭等人开展早期窑址调查时发现许多具有名窑面貌的产品并非产自名窑本身，“窑系”等概念便是为描述这一现象产生的，反之研究者又通过窑址调查试图解决产品面貌和产地的关系。但这是用生产端材料解释来自收藏体系的瓷器面貌问题，因此当时没有明确区分“窑系”指器物体系还是生产体系。八十年代初《中国陶瓷史》将手工业生产纳入陶瓷史，并以“瓷窑体系”描述宋代瓷业面貌，此后“窑系”被广泛用于描述难以确定具体产地的器物。

约在九十年代，学界开始反思这一概念。水既生以山西窑业为例指出，同一窑场可能兼烧不同产品，无法纳入单一窑系。任世龙受苏秉琦区系类型思想影响，把分析对象分为单件制品、产品类型、窑场、窑区和窑系五级结构，并指出同一地点的产品面貌会随时间变化，传承并非直线式。熊海堂受文化人类学影响提出分层研究，认为器物面貌与生产技术应分别讨论，经济流通渠道也会影响产品分布，但没有把原料纳入分层。秦大树在磁州窑研究中区分“一类产品”和“一类窑场”，并以区域性、阶段性讨论产品、技术和原料。不过，后来的陶瓷考古史仍先写重要制瓷中心，再以区域性补充描述，说明“窑系”尚未被完全取代。

要理解“窑系”概念局限性的症结、同时认识其启发性，应回到产品本身，同时考察生产和消费。生产可分为原料、技术和产品三个层次：原料受地理条件制约，移动性较弱，是区域划分的基础；技术是人与地方互动的结果，虽可传播，但受原料影响；产品的流动性最强。三者相互关联，却各有不同的区域边界。区域性能够显示分区和边界，却容易使中心不够突出，窑系则可以说明窑场在技术创造、产品模仿和传播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消费首先涉及特殊与一般，需要讨论官方消费、民间消费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其次是外观与内核，器形等外在因素较易模仿，釉等核心技术不易传播，但釉同时又是模仿的关键，因此还需考察技术知识如何传播及不同时空之间的关系。

最后，丁老师指出，概念会随研究实践和材料增加不断调整。如今城址、水井、沉船等材料大量增加，又提示研究者回到流通和消费层面，考察历史时期的一般性消费，由此获得新的历史认识。

丁雨进行报告

日本博多遗址群出土宋元贸易陶瓷：基于生产格局与贸易网络的观察

刘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福冈地区鸿胪馆、博多和大宰府是日本出土宋元贸易陶瓷最重要的三大遗址群，其中鸿胪馆9世纪后半成为中国商人来日贸易的场所，11世纪中期废弃后，贸易活动转移至博多，由居住在博多的中国商人主导。博多遗址群自1977年开始发掘，积累了大量贸易陶瓷资料，但以往中国学界对其罕有利用。

刘未老师基于博多材料，以典型单位为主，结合一般单位及窑址、沉船、墓葬、窖藏等材料，分七个时段讨论。北宋中期晚段，鸿胪馆已废弃而博多尚未完全兴起，目前仅见极少量黄岩沙埠窑青瓷；平安京材料显示闽广青白釉瓷已开始出现。北宋晚期，闽广窑场白瓷占绝对优势，以闽清义窑青灰釉瓷为主、潮州窑青白瓷为辅，另有闽、浙、赣其他窑场和及少量北方窑场产品，陶器以晋江磁灶窑为主。南宋早期，潮州窑青白瓷和闽清义窑旧式青灰釉瓷仍有发现，闽江口窑场制品、福建仿龙泉青黄釉瓷及福清东张窑黑釉盏出现，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增加，广州、漳州窑场制品退出。南宋中期，潮州窑青白瓷消失，福建青灰釉瓷以闽江口窑场为主，莆田庄边窑青黄釉瓷多见，龙泉窑制品及其外围仿品增加，景德镇出现覆烧青白瓷，吉州窑和北方产品也有发现，苏南浙北陶器增多。南宋晚期，福建制品仍以闽江口青灰釉瓷为主，莆仙青黄釉瓷明显减少，龙泉青瓷由单面划花向莲瓣纹转变，文成、泰顺制品增多，景德镇青白瓷多为印花器。南宋末至元代早期，福建青灰釉仍主要出自闽江口窑场但继续减少，新见闽东覆烧青白瓷和闽南模制印花覆烧青白瓷，龙泉青瓷普遍使用莲瓣纹并出现更多精制品，景德镇开始出现印花卵白釉瓷。元代中晚期，福建制品式微，龙泉窑和景德镇窑成为主要组成，景德镇卵白釉瓷多于青白瓷，此外新出现青花瓷，亦有北方磁州窑产品；部分新见的陶器产品来自福州、晋江和金华窑场。

日本相关遗址出土陶瓷数量多、重复率高，部分集中埋藏单位具有较强共时性，为判断类别、产地和年代提供了条件。综合近半个世纪的考古资料，相关认识已可得到推进，但陶瓷生产的复杂性仍须重视。贸易陶瓷产地判断需要从遗址所见制品追溯其在窑业格局中的分布，因此国内窑址考古除关注主流窑场外，还应开展全面的区域调查，在众多窑场中辨识贸易陶瓷产地，以衔接窑业生产格局与陶瓷贸易网络的研究。

刘未进行报告

会后讨论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和在场观众围绕上午的五场报告展开交流。仝涛回应李云河的发言主题，补充了汉墓用砖的其他一些细节现象，并提问单墓用砖数量的具体数据来源。李云河表示，以往发掘很少记录砖数和砌筑过程，其用砖量目前主要依据图纸和发掘经验估算。彭明浩对针对晋南宋金墓葬中模制砖比例较高、是否仍宜称“砖雕”提出疑问。俞莉娜认为，“砖雕”基本仍可以作为涵盖各类制法的砖饰的广义概念，但具体描述、分析时则应区分不同制作技术。孟原召对用砖与葬俗关系、“窑系”概念和贸易陶瓷提出问题。李云河回应，经济、技术与葬俗彼此交织，难以机械分开，该研究之所以侧重经济，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其他面貌基本一致而建材成为最突出的变量。丁雨认为，研究重点不是以新概念取代“窑系”，而是明确不同概念适用的材料层次与研究情境。刘未补充说明了北宋早中期和北宋中期以后日本、东南亚以及西印度洋各地中国贸易陶瓷组合的异同及历时性变化。

论坛下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丁雨主持。

丁雨主持

藏式带柄铜镜与西藏的早期冶金业

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言伊始，仝涛老师首先介绍了研究对象的相关背景：西藏史前存在一种异于中原无柄铜镜传统的带柄青铜镜，主要出土于高原中、西部，分为山南河谷、阿里札达象泉河流域两大分布集群。青藏高原地处欧亚大陆史前带柄镜文化传播交汇点，此类器物的技术源流与风格承袭受到本地史前文化交流研究的关注，但目前学界观点尚有较大分歧。

西藏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地理单元，资源稀缺催生了对外物质交换需求，为早期金属器及冶炼技术传入提供了条件。器物比对和成分检测显示，西藏早期金属器来源受南亚北部影响较深。阿里地区遗址出土部分铜器同位素特征贴近尼泊尔、印度中部器物，与我国西北地区遗存差异明显；一些红铜容器的锻打、拼接工艺，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多地器物高度契合；高锡青铜器物热锻淬火工艺、无铅成分、车削磨削工艺，均与印巴北部典型冶金技术相同。

在研究早期金属遗物时须注意分辨贸易输入与本地生产，并抓住可能指向在地化改造或本地生产的特征线索。西藏一些铜剑、铜镜与川滇西北部石棺葬出土同类器物形制相同，相关器物在面貌和发现地点上都较为跳跃和“孤立”，应指向直接的远距离输入而尚未经过本地化过程。而拉萨、山南出土的铁柄铜镜沿用南亚高锡青铜工艺，但搭配牦牛、羊、鹰等高原特色纹饰，本土化特征显著，器物年代可追溯至前一千纪中晚段，部分器物年代可晚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后。综观现有材料，西藏西、南部地区的高锡青铜带柄铜镜应受到印巴北部地区带柄铜镜的强烈影响，其锡料来源可能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或阿富汗等地；从附近地区同类器物的分布来看，巴基斯坦西北部很可能存在一个产品集散地并成为文化因素的最初输出地，通过“北方大道”扩散影响到印度东部和孟加拉地区。参考目前关于西藏早期冶金活动的实物材料和其年代，目前尚不确定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本地能否独立生产此类高质量的精致铜镜，但应可以确认其受到了来自印度次大陆北部地区的影响，相关遗存可以为探讨西藏早期冶金形成模式提供线索。

仝老师指出，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出现和流行虽受南亚北部地区的文化影响与物质输入，但不能简单导向所谓文明南来或西来说。本地在东汉时期之后，随着高原丝路的繁荣，亦出土大量来自中原、南疆的金属、丝绸、漆器等器物，是多元文明交汇的交通枢纽，外来文化传入后会持续向外扩散。研究相关器物与技术源流，需全面考察周边区域，立足宏观视野，避免片面解读与过度阐释。

仝涛进行报告

宋元福建泉州冶铁手工业的技术与生产组织

李佳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佳胜博士的发言以安溪下草埔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为核心，结合区域调查、遗物分析与历史记载，讨论了宋元泉州冶铁手工业的技术特征与生产组织模式。

下草埔遗址是安溪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元冶铁遗址，是文献记载中“青阳铁场”的核心区域。经系统发掘，遗址已探明包括冶炼炉、房址、作业坑、蓄水设施、废弃物堆积区的成套冶炼遗迹。同时区域调查显示，以该遗址为中心，周边乡镇分布大量同期冶铁遗迹与古矿洞，形成连片规模化冶铁生产体系。

下草埔遗址熟铁块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当地采用了一种介于传统低温块炼铁与生铁冶炼之间的高温快炼铁特色技术。研究推测，宋元时期东亚、东南亚市场对中高碳铁器的需求，以及本地铁器外销的产业导向，可能反向推动了这项本土化冶金技术的形成，构建出适配海外贸易的冶铁技术体系。

生产组织层面，遗址标准化、模块化的生产单元可能指向固定的劳动分工与生产机制。宋元明相关文献对冶铁产业的工种分工、人员来源及户籍税收管理制度已有一定记载，而遗址出土的大量墨书瓷片为解读生产组织模式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遗址出土瓷器墨书以姓氏、数字为主，部分高频姓氏可能表明特定家族在生产经营中占据核心地位。一些大量重复、对称书写的数字和某些组合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和功能，如“数字＋号”等标记可能用于区分生产班组、作业单元或任务序列，“数字／姓氏＋位”则可能兼具识别人员来源、居住区域及归属单位的功能。另有部分特殊墨书与闽南矿业神信仰有关，如供奉“七宝大王”的瓷碗。

各类遗迹遗物现象相互印证，为复原下草埔冶铁生产技术设施、劳动力配置、日常管理模式提供了线索。目前研究认为，青阳铁场可能实行以核心家族为经营主体、编号班组为作业单位的复合型管理模式，核心家族承担生产组织与赋税责任，专业化班组负责具体冶炼作业，依托人员归属和编号体系完成生产衔接。这种模式突破了家庭生产与大型工场的简单二元划分，体现出宋元泉州冶铁业血缘组织、专业分工与规模化生产并存的特征，为研究宋代福建冶铁手工业内部组织形态提供了全新资料。

李佳胜进行报告

古龟兹地区汉唐时期冶铁技术初探

陈坤龙（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杨帆（陕西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此项研究由陈坤龙老师、杨帆老师合作开展，杨帆老师代表发言。杨老师的报告主要基于对新疆库车市北部却勒塔格山冶铸遗址群的研究，结合系统性田野调查、年代测定与材料学显微分析，梳理古龟兹地区早期冶铁技术的兴起、发展与本土化历程。

古龟兹以库车绿洲为核心，鼎盛时期覆盖塔里木盆地北缘，区域矿产、煤炭资源丰厚，具备发展冶金业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是汉唐中原通往西域的核心通道。《水经注》曾记载龟兹利用山石炭冶铁，产品可供西域三十六国使用。2009年起，相关单位对库车古代矿冶遗址开展调查发掘，多处地点发现大量鼓风管与炼渣堆积。2023年来库车地区开展了系统性调查，确认11处冶铁相关遗址，多分布于库车河谷地带，古城、烽燧等军事设施周边普遍留存炼渣与铁器遗存。

结合测年数据与文献可知，龟兹战国晚期已出现冶铜活动，西汉中后期诞生本土冶铁业，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规模化冶铁生产，产能可供应西域大部地区，冶铸活动一直延续至唐代及以后。可可萨依、贝迪勒克、阿格古城等核心遗址，在生产工具、工序流程、矿产利用方式上高度一致，呈现出连贯的技术发展脉络。

实验分析证实，龟兹冶铁普遍以烟煤为燃料，炉渣碳质残留物检测结果均符合烟煤特征，与木炭冶炼遗存区分明显。本地铁矿石品位低、杂质多、钙含量不稳定，早期冶炼需过量添加钙类助熔剂，导致造渣不充分、炉渣流动性差、孔隙度高。魏晋时期冶炼技术逐步成熟，造渣工艺趋于稳定，形成均质硅铝酸盐熔体，炉渣玻璃化程度大幅提升。

显微分析表明，古龟兹拥有完整的冶铁、铸造生产体系。早期多生产低磷亚共晶白口铁，晚期出现高磷铸铁，铁器含硫、磷等杂质，具备煤炭冶炼典型特征。区域内长期并存生铁冶炼与块炼铁技术，库车十余处遗址完整覆盖采矿、冶炼、铸造全链条，可清晰区分不同冶炼废渣。

研究证实，公元前1世纪生铁冶炼技术已传入西域并在龟兹完成本土化，本地冶铁技术应发展自由早期冶铜工艺，工匠借鉴中原工艺适配本地矿产开展生产。汉代西域屯垦戍边催化了各类铁器需求，打破铁器完全依赖中原输入的格局，推动技术落地革新。龟兹凭借丝路交通枢纽优势，成为中原冶金技术向欧亚内陆扩散的关键节点。

杨帆进行报告

石窟崖面遗迹和窟前堆积分析方法

彭明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彭明浩老师的发言聚焦石窟崖面与窟前遗迹的考古分析方法，重点阐释层位学在石窟考古中的应用路径。层位学作为考古学核心方法，除常规土遗址外，同样适用于石窟崖面遗迹研判与窟前堆积发掘，可帮助厘清洞窟开凿、使用、改造至废弃的完整时序。

彭老师指出，石窟崖面层位与平地遗址地层存在本质差异。常规平地地层为水平叠加的“加法层位”，依靠地层累积区分时序；石窟崖面属于垂直岩体结构，并且是仅损耗、不可增补的“减法层位”，崖面岩体受各类外力持续损耗变形，形成独特的层位时序特征。

自然作用主导崖面大范围层位变动，人为干预造成小范围层位变化。自然引发的山体坍塌会重构崖面形态，可作为洞窟分期依据。大型洞窟开凿的人工斩山作业，会形成“凹”字形崖面与平台，后续依托该崖面开凿的小型洞窟年代更晚。龙门石窟宾阳三洞开凿时开展大规模斩山，开凿于新生崖面之上的小型洞窟便可判断晚于斩山活动。榆林窟上下两排洞窟看似开口层位一致，实则上层开凿于晚唐至西夏，下层多为元明清时期，其原理是原始崖面下方为坡地，早期古人可直接登临上部崖面开窟，后期岩体坍塌、水流冲刷与人工改造重塑崖面，后世才利用新生的下部崖面开窟。该判断方法同样适用于莫高窟等河西大型石窟群。

石窟开凿、改造会产生大量碎石废弃物，其去向与再利用情况和区域环境、遗迹演变密切相关，窟前坡地多伴随洞窟营建与废弃过程逐步形成。窟前单纯碎石堆积层对应洞窟开凿阶段，无生活遗存；含生活遗存的叠压地层对应洞窟长期使用阶段，依托地层叠压关系可判定洞窟开凿序列。

结合以往认识和近年克孜尔窟前考古工作，47、48大像窟开凿年代最早，其次为42、43窟及组合通道，近年新发现洞窟开凿年代最晚。洞窟历经长期使用、改造与废弃，窟前堆积留存多期建筑遗迹、石膏地面等遗存，印证了洞窟演变过程。结合崖面与窟前堆积双重层位证据，可复原石窟群的开凿时序与发展脉络。

彭明浩进行报告

有机残留物分析在历史考古中的应用实践与思考

杨益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杨益民老师的发言围绕古代有机残留物分析技术，介绍其在复原历史时期动植物资源利用、手工业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应用与研究进展。

相较于史前时期，秦汉以后人类改造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显著提升，资源消耗规模更大，相关研究具备良好前景。古代有机残留物留存于遗址沉积物、各类器物及人体遗存中，其中微量残留物为多附着于陶、瓷、青铜等器物表面。研究主要提取遗存内脂类、蛋白质、代谢产物等有机成分，借助质谱技术开展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同位素、分子组合特征追溯生物来源，还原古代资源利用模式。

结合具体案例，杨老师展示了该技术的多领域应用。农牧交错带研究中，宁夏姚河塬遗址的陶片脂肪酸与单体碳同位素分析表明，该遗址从齐家文化到西周时期家畜利用结构发生转变，养猪占比下降、反刍家畜占比提升。相近地理环境中也有其他地点如关中刘家洼遗址猪牛羊饲养并重，体现出区域农牧经济差异。

在手工业领域，该技术可解析古生活用品原料构成与工艺演变。春秋战国墓葬小型铜容器残留物，检出钟乳石与动物油脂成分，可对应文献记载的“合面脂法”。汉代化妆品遗存更为丰富，检测出猪油、云母、植物提取物等原料，使用群体也从贵族逐步普及至大众。灯具燃料检测显示，汉代灯具多用蜂蜡，东汉出现与佛教传入相关的酥油灯，唐宋则普遍使用动植物混合油脂，同时灯油成分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古代粘合剂成分复原方面，样本检测显示史前至历史时期先后出现桦树皮焦油、植物干性油、昆虫蜡、动物胶等粘合剂；西南地区战国至汉代镶嵌器物分别使用干性油与未知昆虫蜡类粘合剂；战国晚期遗址羽毛饰品检出圣水牛胶原蛋白粘合剂。

有机残留物分析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手段。宁夏墓地出土烤制面食，以小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大麦与肉类，印证汉代西域烤制面食技艺的东传，也重新阐释了“胡饼”侧重烤制工艺而非外来原料的内涵。新疆吐鲁番遗址检出普洱茶特征成分，实证唐宋时期普洱茶沿茶马古道向外传播的交流史实。

杨老师总结，历史时期各类遗存中广泛留存有机残留物，是研究古代资源利用、手工业发展与文明交流的重要材料，在农牧业演变、中外文化互鉴、传统工艺复原等领域拥有广阔研究空间。

杨益民进行报告

会后讨论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和在场听众围绕下午的五场报告展开交流。现场同学就石窟崖面破坏后遗迹层位关系认定的方法和依据进行提问，彭明浩补充解释了相关遗迹现象和发掘经验，并强调对仅凭崖面层位的观察判定并不能解决所有关于开窟次序的问题，还需结合其他方法和崖面之外的遗迹遗物综合考察。多位与会学者和听众就龟兹地区和西藏地区早期冶金的考古工作及材料展开了具体讨论。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