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20年8月1日，广西凭祥烈士陵园，湖南籍老兵朱豫刚冒雨走到几座墓碑前，抬手擦去碑上的水珠，低声说：“弟兄们，我又回家了。”
这句话听着普通，背后却压着几十年的牵挂。对朱豫刚来说，他不是来“参观”陵园，而是回到当年并肩作战的地方，回到那些再也无法起身迎接他的战友身边。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那一年，朱豫刚刚满16岁，跟随湖南攸县出发的队伍来到广西，成为一名侦察兵。年纪小，任务却重，边境阵地上的炮火，很快让这个少年明白，战争和训练完全是两回事。
侦察兵要接近前沿，观察敌情，传递消息。有时刚从阵地下来，衣服上还沾着泥土和硝烟，几个年轻人便挤在一起说话，谈家乡，谈父母，也谈等战争结束后要过怎样的日子。
他们都知道，下一次出发，未必还能回来。
一次战斗间隙，朱豫刚遇到老乡王幼连。王幼连比他大几个月，在特务连服役，平日性格活跃，关键时刻却十分沉着。他拉住朱豫刚说：“接下来可能是场硬仗，活下来的人，替对方照看父母，每年到墓前看一看。”
朱豫刚没有多问，只点了点头。两人拉了勾，把这句话记了下来。随后，他又把约定告诉了同乡周幸福。旁边一名广东籍新兵听见后，也想加入。朱豫刚嫌他经验不足，摆手说：“你别凑热闹。”小高只是笑笑，仍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进这份约定里。
在炮火覆盖的阵地上，他们没有纸，也没有见证人。一个拉勾的动作，便成了四名年轻人共同认可的誓约。
战斗很快变得惨烈。周幸福在炮击中牺牲，朱豫刚拖着受伤的腿，把战友背回营地。小高也在炮弹爆炸中倒下，王幼连则牺牲在另一处战场。短短一段时间，身边熟悉的面孔接连消失，那个曾经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小组，只剩朱豫刚一人。
他没有离开阵地。腿部、腰部、肺部多处受伤，右耳听力也受到损伤。一次猛烈炮击后，他七孔流血，昏倒在战地医院附近。再次醒来时，医生把他救了回来，可战友们再也没有回来。
活着的人，得把答应过的话办完。
朱豫刚原本有机会进入军校学习，但他选择退役。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因为他清楚，自己肩上的不只是个人前途，还有三位战友留下的家庭和未完成的人生。
退役后，他没有马上去寻找安稳生活，而是重新读书。几年后考入大学，他带着录取通知书，从长沙赶到凭祥烈士陵园。路途遥远，抵达时天色已晚，他带着两瓶酒，在墓前摆好酒杯，把自己的近况一件件说给战友听。
从那以后，扫墓成了固定的日子。无论天气如何，他都尽量赶到广西。上学、毕业、成家、经商，他把生活里的大事小事都告诉墓碑后的名字。那些名字不会回答，但他仍照常说。
有意思的是，这份约定并没有停留在祭扫上。1988年前后，朱豫刚多方寻找王幼连的家人，终于找到王家。那时王幼连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年迈体弱。朱豫刚便把老人当作自己的母亲，逢端午、中秋和小年，都尽量前去陪伴。
老人逢人便说：“我大儿子要来看我了。”这句话里，既有思念，也有现实的依靠。
周幸福家中后来遭遇变故，留下一个孩子。朱豫刚按照当年的承诺，将孩子带在身边，尽力供其读书、成长。至于小高，因为当年参军人员众多，资料有限，他花了二十多年仍没能找到对方家属。这件事始终压在心头，成为那份誓约中最难填补的空缺。
岁月推移，朱豫刚做过教师，也经营过小百货、服装、汽车维修和酒店。创业并不顺利，吃苦是常事，但他始终没有放下两件事：祭扫战友，照料烈士家属。
2017年，电影《芳华》上映。朱豫刚的儿子朱恺看到影片中的伤残军人，想起父亲创业初期的艰难，忍不住落泪。朱豫刚没有多说，只对儿子道：“你能懂，就够了。”
多年以后，朱豫刚年过五旬，身体因旧伤和疾病不如从前，走长路、爬台阶都变得吃力。一次祭扫后，朱恺当着老兵们的面端起酒杯说：“爸，以后你走不动了，我带着孩子替你走下去。”
朱豫刚听完，沉默了很久。那一刻，阵地上的拉勾并未结束，只是从一代人手中交到了下一代人手中。2020年那场细雨里，他站在墓碑前再次开口：“弟兄们，我又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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