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忆录 | 北京之行——“孛罗一号”：序曲（二）

作者简介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1923年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47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相继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年至1975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3年至1977年，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

与中国方面携手促成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后访问中国逾百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3年1月获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获“总统自由勋章”，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本文内容

在1971年7月1日这一天，尼克松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重新审查他在扉页上潦草地写下的那些意见上。在这些意见中，他总是用那套一成不变的强硬的词句，而我每次衔命出使，他都是用那套话打发我走的。他要我强调，如果迫不得已，他将“对越南转向强硬”。他认为我应当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接近”，表明我们十分懂得“三角外交”。他要我强调，美日继续保持同盟是减轻中国对日本的恐惧的最好办法。

尼克松所担心的事并非都属于重大政策问题。他还要我再次提出早已通过希拉利转达的那个问题，即在总统任何访问之前“严格限制政治访问者”。他要我在他去中国之前安排好粮食装运工作，这样就有助于缓和那些保守派对他的批评。他讨厌皮埃尔·特鲁多，为了发泄对特鲁多的不满，他谈到今后同中国人的接触或者联系渠道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就是不能在渥太华。

尼克松与基辛格 图源：网络

这些话大部分无非都是旧话重提，我知道，只要我把他所寄以希望的最高级会谈办好了，那些话他是不会坚持的。尼克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纸面上写意见，但在我们见到中国人之前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

大约在晚上8点钟，我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要先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然后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以此为跳板，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

在每一站，无论我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都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强调这是全球均势的需要。我告诉英迪拉·甘地，我们仍将像尼克松主义所宣布的那样，继续反对任何核国家无缘无故地施加军事压力。我们必须等待跟我谈话的人的反应，了解这些话是否被认为是一个骗局，或者被理解为在情况许可下只能做这样的保证。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不仅要在他的监督下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还要掌管在我们这伙人中散发文件。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我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

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做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作什么，总是特别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在整个行程中，我通过机密渠道收到华盛顿的信息。我的助手艾尔·黑格使我和白宫的焦灼情绪保持接触。霍尔德曼传达了总统的一项禁令，不许我们这伙人向国务院人员评论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我询问这个奇怪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原来，霍尔德曼只是表达总统长期以来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忠诚感到不放心；总统认为国务院官员对那些泄露文件的人是同情的，他怕我的工作人员助长这种同情。

在我离开华盛顿前几小时，罗杰斯曾表明他从官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想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得到总统的授权，让乔·西斯科去中东一行，进行另一轮的谈判；其实当罗杰斯的备忘录到达白宫的时候，两位密使已经出发去开罗进行初步接触了。十分明显，这是耍花招。我从西贡打电报说，这样去中东，现在只会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应予推迟。我建议，在我回来之后立即安排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中东问题。总统同意了这个建议。

对于呆在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由于我们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反而不着急了。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我在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

白宫了解到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我刚到达的时候将去北京访问，这一场虚惊，就非同小可。根据这一“可疑的事态变化”，就嘱咐我在下一站（新德里）设法紧急通知我的“主人”（这是中国人的化名，是精心选定用来迷惑那些通讯人员的，因为在这一段中前面已经提到北京），要他们推迟赖斯顿的访问，或者向我作出“必要的保证”。我不能想象，走进北京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怎能不引起至少是某些印度人的注意。因此，我回电说：“至于赖斯顿，主人的决定不会因我的抗议而受到影响......我断定他们能保守秘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7月5日，当我还在曼谷的时候，黑格告诉我伏龙索夫已经递交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苏联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复信。他们现在建议从原定的1971年9月推迟到这一年较后的日期；即使到那时候，也还是有条件的，这要看正在进行的一些谈判的情况而定，并且“假定”在这期间不发生任何事情使局势复杂化。

苏联人再一次无意中为我们作了件大好事。他们机关算尽，反害了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复信使我们摆脱了那种复杂的局面，我们不必同时应付两个最高级会谈了。我们首先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不能责怪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摩擦减低到最低限度，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给黑格打电报说：不要给伏龙索夫回信，驻波恩大使肯尼思·鲁斯在我回来之前应该寻找某种借口，避免继续进行柏林谈判。我说，我认为苏联的复信“并非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与苏联的最高级会谈可以晚些举行了，而且将是在好得多的心理状况下举行。

苏联的复信使尼克松大怒，并且想办法要报复。我劝他不要有任何激怒的表示，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如果我们采取“不动声色”这一招，其结果很可能对我们有利，我们再也不能“一味地赌气”了。我深信，未来十天将会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比我们任何正式的答复更有效。

华盛顿忧心忡忡，超级大国勾心斗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飞往伊斯兰堡。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密电由法兰经过不懈的努力精心策划的。每次联系都是用化名，那些化名也许能愚弄5岁的孩子3分钟（我的化名是“首长”）。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我摆脱到处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

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我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做的缺点是，我就不得不把停留的时间定为72小时。当时，东巴基斯坦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呆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祖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我们的官僚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我们国会的反应。那样作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而且完全为了打掩护而利用一个国家元首，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

我建议，我们公布一张行程表，我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从7月8日到10日，大致相当于我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到达之后，我就声称肚痛，请大使馆诊所给我治病。我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我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我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我是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在新德里，我真的肚痛了起来，我只好暗暗忍受，否则的话，到了巴基斯坦，岂不信誉扫地。）

但这样作还是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我“病”了，我们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我呢？我们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24小时听候我的指示呢？

我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7月6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地闯进来。使馆副馆长7月7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7月2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1971年，正在思考的基辛格。图源：网络

我们的计划甚至还规定了万一被人发现之后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就要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明如下：“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轰动，我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 未完待续 -

出处 |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

（1980年11月第1版）

作者 |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图片 | 详见图源

编辑 | 察-看天下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