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史上首个双重间谍，51年被判死刑，才说陈赓、周总理知道我

1969年，南京一间普通民居里，杨登瀛病重卧床。临终前，他反复向子女解释自己的身份：“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更不是内奸。到底算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总理是知道我的……”

这句话听起来矛盾，却正好道出了杨登瀛一生的特殊处境。他没有正式的中共党员身份，却长期为中共隐蔽战线提供帮助；他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任职，又与共产党方面保持秘密联系。这样的身份，注定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也就是今天珠海一带。青年时期，他东渡日本求学，先入东京高等学校，后进入早稻田大学。那一代留学生，大多带着一个朴素愿望：学本领，救国家。

1919年，杨登瀛回国。彼时民国政局混乱，上海更是各方势力交错之地。他做过翻译，也在日本方面的机构任职，熟悉日语和日本社会情况。后来，他还曾赴大阪工作。多重经历，使他既懂外语，又熟悉租界规则和上海社会关系，这成了他后来进入隐蔽战线的资本。

有意思的是，杨登瀛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某个组织严密吸收的人物。他与国民党人士、青帮人物、日本方面人员都有来往，也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通过陈养山等人的介绍，他接触到恽代英、陈赓等人，并向恽代英讲授日语。

这种关系，在当时的上海并不寻常。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善于周旋的社会人物；从另一面看，他能接触不同圈层，恰好具备开展秘密工作的条件。隐蔽战线需要的，往往不是公开场合最显眼的人，而是能够进出多个系统、又不容易引起怀疑的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登瀛对蒋介石的做法并不赞同，甚至因此遭到拘押，后来由蔡元培出面保释。此后，他仍留在上海活动，并逐渐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

在杨剑虹等人的引荐下，杨登瀛得到陈立夫信任。由于熟悉日本情况，又长于处理租界关系，他很快成为国民党方面在上海的重要人物。蒋介石还曾签发委任状，授意他在上海协助办理重要案件。于是，鲍君甫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上海复杂的情报网络中。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身份越高，越能接触机密；与租界巡捕、外国人员往来密切，又使他能够获得一般特工难以得到的消息。英国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与他关系不错，杨登瀛也借助自己对日本的了解，为共产党方面搜集相关情报。

但他的工作并不只是传递消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曾为中共方面提供掩护，协助营救和转移人员，也参与处理叛徒问题。钱壮飞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后，相关情报能够及时送出，与上海地下交通和情报网络的配合密不可分。

1929年陈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杨登瀛曾给予帮助。1931年顾顺章被捕并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面临严重危机。钱壮飞获悉消息后，迅速将情报传出，中央机关才得以及时转移。

陈赓后来找到杨登瀛，劝他赶紧离开上海。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待在家里。”他判断顾顺章未必能够立即掌握全部情况，也不愿在这个时候仓促逃走。

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捕，并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身陷囹圄期间，他仍设法照料陈赓。后来顾顺章供出了他的部分秘密，但由于张道藩等人的关系，加上各方情况复杂，杨登瀛最终获释。此后，他进入国民党感化院、反省院系统任职，和中共方面的联系也被迫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随国民党前往台湾，而是留在南京，以摆摊等方式谋生。这个选择，使他的身份更加令人疑惑。1951年，因曾任感化院、反省院方面职务，杨登瀛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就在审理过程中，他提出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为中共工作，希望陈赓能够作证。

有关方面找到陈赓后，陈赓出具证明，说明杨登瀛自1927年起便与中共发生联系，1931年以前曾与自己共事，对党的工作“贡献颇大”。陈养山也证明，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曾参与保卫工作，帮助过多名共产党人。

这些证言改变了案件处理结果。杨登瀛没有被执行死刑，生活待遇也得到调整。后来，他与李克农、陈养山、安娥、刘少文等人重新见面，晚年获得一定补助。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到来后，他再次受到冲击。身份问题始终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这个没有正式组织身份的老特工身上。直到生命尽头，他仍在反复说明自己，却始终无法用一个准确称谓概括一生。

杨登瀛去世后，周恩来仍没有忘记这段历史。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病重期间曾对罗青长谈到，凡是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都不应忘记，杨登瀛也包括在内。此时，距离杨登瀛去世已经六年。

“鲍君甫的一生功”，这是周恩来后来对他的评价。对于一个长期处在灰色地带、既无公开身份又承担巨大风险的人来说，这几个字，或许比任何正式结论都更接近他真正经历过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