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在村小教书，公社来了个人，站在门口朝我招了招手我楞住

1983年的秋天，我在村小教二年级语文，兼着全校的音乐课。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我的课，教室里坐着二十三个娃，有的光着脚，有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我正教他们念《秋天来了》，孩子们扯着嗓子跟我读，声音能把屋顶掀翻。

教室门口忽然暗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站在门槛外头。公社的灰蓝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朝我招了招手，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谁。

我楞住了。

不是因为他来找我。是因为那只手，那根手指，那个招手的姿势，我太熟悉了。

我让孩子们自己读，放下课本走到门口。他往后退了一步，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秋天的叶子黄了，落了他一肩膀。

“陈老师。”他叫我。

声音也和从前一样，低低的，带着点沙哑。我站在门槛里，他站在门槛外，中间隔着四年的光阴。

他叫周明远。1979年，他是我们公社中学的物理老师，我是刚分去的语文老师。我们好了两年，差一点就领了证。后来他家里给他活动了一个回城的名额，走之前那个晚上，他站在学校后面的河堤上，跟我说：“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

我点了点头。然后他走了，头两个月还有信来，后来信越来越少，再后来，就断了。

1981年，我嫁了人。男人是隔壁村的，在砖窑上做工，老实巴交的。1982年，我生了闺女。1983年，男人在窑上出了事，砖垛塌了，人没救回来。那年我二十四岁，抱着闺女回了娘家，后来村小缺老师，我就来代课了。

这些事，他都知道。公社就这么大，谁家的事都瞒不住。

“我来看看你。”他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又塞了回去。他记得我不喜欢烟味。

“看啥，我挺好的。”我靠在门框上，手揣在袖子里，秋风吹得我后脖子发凉。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中山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这个，给你。”

我没接。

“拿着。”他往前递了递，“当年我说过，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我食言了。这个你收下，算是我……”

“算你啥？”我打断他，“算你补偿我？”

他没说话，低着头，脚尖碾着地上的落叶。

我看着他。四年不见，他瘦了，颧骨高了，眼角有了细纹，但那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那个站在河堤上跟我说“等我”的样子。

“周明远。”我叫他的名字，声音有点抖，“我嫁人了，又守寡了。我有个闺女，两岁了。我现在是村小的代课老师，一个月挣十八块钱。你那个信封里装的啥？钱？还是介绍信？还是你现在的地址？”

他的手攥紧了那个信封。

“你走吧。”我说，“我挺好的。真的。”

铃声响了，下课了。孩子们从教室里涌出来，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往院子里跑。有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头喊：“老师，我饿！”

我弯腰把她抱起来，那孩子的手勾住我的脖子，热乎乎的。

周明远站在槐树底下，看着我和那个孩子。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动了动，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信封放在门槛上，转身走了。

我抱着孩子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走出校门，沿着那条土路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灰点，被秋天的黄昏吞掉了。

晚上，闺女睡了，我坐在油灯底下拆开那个信封。

里面是三百块钱，一张他现在的地址，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女人，站在一个很大的学校门口，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82年，我们。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折好，塞进了箱子最底层。三百块钱用红布包了，压在枕头底下。闺女明年要上幼儿园了，这笔钱刚好够。

至于那个地址，我没看。就像当初他没回来接我，现在我也不需要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学校。路过公社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吉普车停在那儿，他站在车旁边跟公社书记说话。我低着头，从马路对面走过去了。

走到学校门口，那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又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头问我：“老师，昨天那个叔叔是谁呀？”

我蹲下来，帮她把歪了的辫子重新扎好。

“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我说。

“那他咋走了呢？”

“因为他要去很远的地方。”

“那他还会回来吗？”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看着远处公社门口那辆吉普车已经开走了，扬起一路黄尘。

“不会了。”我说，“走吧，上课了。”

小丫头蹦蹦跳跳地跑进教室，我跟在后面，走进那间漏风的土坯房。二十三个孩子齐刷刷站起来，扯着嗓子喊：“老——师——好！”

我笑了，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今天要学的生字。

1983年的秋天，庄稼收完了，天一天比一天短。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些灰扑扑的小脸，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有些人的招手里，藏着你的过去。可有些孩子的读书声里，是你的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