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21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64岁的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会场内，他的身份并不普通：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曾参与过广州“清党”，此时却站在新政权建立的重要会议上。
这段经历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李济深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更因为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沉重而复杂的历史。荣誉背后，始终绕不开1927年广州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暴。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推动反共行动。广州方面也随之进入紧张状态，李济深当时掌握着广东军政大权，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军政系统开始部署“清党”。
关于李济深在其中的态度，历史材料并非一句“坚决主谋”就能概括。据相关回忆，他曾主张把共产党人请出国民党，反对无原则扩大屠杀。但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军政命令、党部决议与地方执行彼此交织，个人态度很难完全转化为实际控制。
4月15日，广州发动反共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杀害。具体伤亡数字在不同资料中存在差异，但广州革命力量遭受重创，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李济深作为广东最高军政负责人，难以撇清政治责任。
他的女儿李筱桐后来曾为父亲辩护，认为当时的“清党”由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李济深在相关委员会中的地位并不靠前。这个解释能够说明权力结构，却不能抹去他作为地方最高负责人的责任。历史判断，往往不能只看动机，也要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场行动之后，李济深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二人表面上同属国民党，实际在军权、政权和政治路线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李济深不愿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也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地方工具。
蒋介石需要的是绝对服从，李济深却有自己的判断。两人的矛盾由此不断积累。李沛钰曾评价父亲：“他生性耿直，不会玩手段。”这句话未必能够解释全部政治纠葛，却点出了李济深性格中的一面。
李济深先后被蒋介石三次开除国民党党籍。1947年，国民党方面又以“背叛党国”等罪名，将他“永远开除党籍”。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将领，最终被原来的政治集团彻底排斥，这种结局并非偶然，而是双方长期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更加尖锐。李济深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所坚持的政治道路，既不能真正解决国内矛盾，也无法容纳不同意见。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公开走上反蒋道路。
同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倡议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
5月3日，李济深在香港召集有关人士讨论“五一口号”。5月5日，他与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主张。8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他们的响应表示欢迎，并称赞其积极推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这封电报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化解了过去的分歧，而在于双方开始把目光放到共同的政治目标上。李济深曾经参与过国民党内部的反共行动，但后来又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逐步走向与共产党合作。这不是一句“浪子回头”能够概括的，而是时代变化、政治选择和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
电影《建国大业》中，毛泽东曾对李济深说：“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这段对白是艺术化处理，不能当作历史现场记录，但它抓住了两人关系中的关键：过去的责任没有被抹掉，新的合作也确实已经形成。
1949年9月，李济深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高岗等人共同担任这一职务。
这个任命，并不意味着历史被重新涂抹，而是说明新政权在处理复杂政治关系时，既看现实贡献，也看此后的立场选择。李济深的经历中有无法回避的争议，也有与蒋介石决裂、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推动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的实际行动。1949年10月，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格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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