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南京陈布雷寓所，已经病弱不堪的陈布雷把身边人支开，独自留下了一封遗书。那一夜，他服下大量安眠药，次日被发现时，已经停止呼吸。后来流传的说法是，他吞下了约200粒安眠药，具体数量因材料不同略有出入，但以死求解脱，确实是他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后选择。
这位被蒋介石称作“先生”的人，死前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早年在杭州置办的一块地，原本是他设想中的退隐之所。他曾对夫人说，旧时臣子年老，还能辞官归隐，自己也想找一处清静地方，过几年不问政事的生活。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陈布雷不是靠军队起家，也不是靠经营党务进入权力核心。他真正的本事，是写文章、拟电文、定政策口径。1911年前后，他在《天铎报》任职，曾撰文抨击时局；曹锟贿选期间，他也公开揭露其中内幕。那时的陈布雷，仍是一个敢于说话的报人。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成为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笔杆子，却并非因为善于钻营。陈果夫早就注意到他的才干，认为这样的人不能只当普通编辑。1926年前后，陈布雷对国共关系和中国政治道路发表过看法，由此进入蒋介石的视野。
两人初次深入交谈时，蒋介石曾问他，上海局势应该如何处理。陈布雷没有绕弯子，而是谈到军事压力、城市封锁以及利用地方势力等办法。蒋介石未必完全因为一句话便决定重用他，但这次谈话让陈布雷获得了直接参与核心事务的机会。
从此，他开始替蒋介石起草文告、整理讲话、撰写政论。蒋介石脾气暴躁，身边人常常畏惧他的责骂，陈布雷却是少数能够保持体面相处的人。蒋介石称他为“先生”，很多重要文字也愿意交给他处理。
这种信任并不只来自文才。
陈布雷生活俭朴，不经营私人势力，也很少利用职务谋取利益。他不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强人，却长期承担着替蒋介石修补形象、调和关系、解释政策的工作。说得直白些，他像一名不断缝补旧衣的裁缝，哪里破了就补哪里，哪里失控就设法把话说圆。
可问题也正在这里。
陈布雷并非没有理想。他希望国家能够摆脱混乱，希望政治恢复秩序，更不愿看到百姓长期陷于战争和贫困。然而，他把个人操守与对蒋介石的忠诚紧紧捆在一起，渐渐失去了退出的可能。
他可以劝蒋介石少一些猜忌，多一些克制，却不能真正改变蒋介石的政治选择；他能够替政权写出漂亮文章，却无法消除现实中的矛盾。文人的道德感，使他不愿同贪腐者同流合污；旧式忠诚，又使他难以转身离开。
最刺痛他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家庭。
陈布雷长女陈琏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女婿也与共产党有联系。1947年，陈琏夫妇在北平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对陈布雷而言，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案件材料，而是亲生女儿的生死安危。
他没有直接向蒋介石求情，而是写信表示：“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这句话看似冷峻，实际上包含着极深的矛盾：作为父亲，他当然不愿女儿受难；作为蒋介石的部属，他又不肯用亲情去挑战自己奉行多年的规矩。
蒋介石最终没有处死陈琏夫妇，只要求严加管教。这个结果或许与陈布雷的身份有关，也说明蒋介石对这位老部下仍保留着特殊信任。但父女之间的政治鸿沟，已经很难再靠一次释放填平。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陈布雷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他看见多年维护的政治体系正在崩解，也清楚自己已经无法抽身。有人劝他另作打算，他却明白，自己既不愿去台湾继续任职，也没有能力重新开始。
临近去世时，他对女婿说：“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不要再卷进去了。我搞了一辈子政治，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如今已经无法自拔，悔之晚矣。”
这番话不是政客的总结，更像一个旧文人对一生选择的判词。他懂文章，却未必懂权力；相信忠诚，却低估了政治的残酷；想用个人操守修正制度，却最终被制度裹挟其中。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事，并为他题写“当代完人”四字。这个称呼，既是褒奖，也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味：蒋介石眼中的陈布雷，是忠诚、清廉、尽责的理想部属。
但在那块横匾背后，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陈布雷。他不是没有看见时代的裂缝，只是直到生命尽头，也没有找到一条既不背叛信念、又能离开旧阵营的路。五月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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