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敏,今年三十四,安徽人。来上海十年了,头两年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后来厂子倒了,我就在城隍庙那边帮人看摊子,卖些围巾帽子之类的小东西。一个月挣三四千,交完房租就剩不下多少。上海的房租贵,我换过好几回地方,从群租房换到城中村,从城中村换到老工房。每换一回,就搬一次家,东西不多,两个蛇皮袋子就能装完。
八年前,我租了陈叔的房子。陈叔叫陈德明,那时候六十二,退休前在区里的文化馆上班,老伴走了好几年了,闺女在国外,一年回来一趟。他一个人住着两室一厅的老工房,在普陀区,房子不大,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把朝北那间小屋子租给我,一个月一千二。我说陈叔,能不能便宜点。他说一千一,不能再少了。我说行。
我搬进去那天,陈叔站在门口,看着我拎着两个蛇皮袋子,说你就这点东西。我说嗯。他说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我说还行。他说你吃饭了没。我说还没。他说我煮了面,给你盛一碗。我说不用。他说别客气,一碗面的事。他就进了厨房,端了一碗出来。阳春面,搁了点葱花,还卧了个鸡蛋。我接过来,坐在他那张旧餐桌前头吃了。面挺香的。他坐在对面,看着我说,以后你下班晚了,就在我这儿吃,我做饭多,一个人吃不完。我说那咋好意思。他说有啥不好意思的,搭个伙。
后来我就搭了伙。我每个月给他三百块钱伙食费,他做饭,我洗碗。他做饭好吃,比我强多了。我以前一个人吃,就是泡面或者楼下买个煎饼果子,凑合一顿。跟他搭伙以后,每天晚上回来有热菜热饭,有时候他还炖个汤。我说陈叔你手艺真好。他说一个人过了好几年,练出来的。我说你闺女不回来陪你。他说她在国外,忙。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没啥变化,可我看出来他眼睛里头有点东西。
搭伙搭了半年,我交不起房租了。那阵子城隍庙改造,摊子不让摆了,我一个月没挣着钱。到了月底,陈叔问我,小敏,这个月房租。我说陈叔,能不能缓两天。他说咋了。我说摊子不让摆了,还没找着新活。他看了我一会儿,说那你先欠着,找着活再说。我说谢谢陈叔。他说谢啥,你天天给我洗碗,抵了。
我找了一个月,找着个超市理货的活,一个月三千。我发了工资,把欠的房租补上了。陈叔收了,没说啥。可后来有一回,我又交不上了。那会儿我刚换了工作,在饭店端盘子,工资压了半个月。陈叔又给缓了。就这么缓来缓去,缓了三回。第四回的时候,我实在不好意思了,我说陈叔,我搬走吧,找个便宜点的地方。他说你搬哪儿去。我说不知道,反正不能老欠你的。他说你搬走了,谁给我洗碗。我说你再找一个租客。他说再找一个,还得重新搭伙,麻烦。他说你要是不嫌弃,就在这儿住着,房租不用交了,你管做饭洗衣裳,我管住。我说那咋行。他说咋不行,你又不是白住,你干活了。
我就这么住下来了。没交房租,可家里的活我全包了。买菜、做饭、洗衣裳、拖地、擦灰,都是我。陈叔一开始还跟我抢着干,说我是房东,不能啥都让你干。我说你歇着,我年轻,我干。后来他就不抢了,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我下班回来做饭。有时候我回来晚了,他就把菜洗好了切好了,搁在案板上,等我回来炒。我说陈叔你别弄了,等我回来弄。他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说你出去走走,找老头下下棋。他说不去,外头冷。我说那你看电视。他说看了一天了,眼睛疼。
我就笑。他这个人,嘴上不说,可我知道他闷。他闺女一年打不了几个电话,打了也是说几句就挂。他那些老同事,有的走了,有的搬了,联系越来越少。他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看电视、睡觉。我来了以后,家里多了个人,他话也多了。有时候我下班回来,他跟我说今天菜市场的白菜涨价了,隔壁老张家的狗生了崽,楼下新开了个超市。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他说完了,说小敏你咋光嗯。我说我听着呢。他说你听进去没。我说听进去了。他就笑了。
日子就这么过。一年,两年,三年,八年。我三十四了,陈叔七十了。他身体不如从前了,腿脚不利索了,走路得拄拐。我每天上班前给他把药分好,搁在小盒子里,早中晚三格。中午我不回来,他自己热饭吃。晚上我回来,做饭,洗碗,给他烧水泡脚。他坐在沙发上,把脚搁在盆里,我蹲着给他搓。他说小敏,你不用这样。我说咋了。他说你又不是我闺女。我说你就当我是你闺女。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闺女就好了。我说你闺女在国外,也惦记你。他说嗯,惦记。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电视,可电视演的什么,他根本没看。
上个月,陈叔病了。那天早上他起来,说胸口闷,喘不上气。我打了120,送到医院,大夫说是心衰,得住院。他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脸色灰白。我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他的手凉凉的,瘦得就剩一层皮。他闺女从国外打了电话来,说回不来,让我先照顾着。我说你放心,我照顾。挂了电话,陈叔看着我,说小敏,你回去吧,我一个人行。我说我不走。他说你明天还得上班。我说我请假了。他说你请假扣钱。我说扣就扣。他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他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他。他老了。八年了,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颧骨突出来了。我想起我刚搬进来那天,他站在门口,端着一碗阳春面,说以后你下班晚了就在我这儿吃。那时候他还硬朗,走路带风。现在他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得人帮。我攥着他的手,心里头堵得慌。我忽然想,这八年,我到底是他的租客,还是他的啥。他没儿没女在身边,我没爹没娘在上海。两个人凑在一块儿,搭伙过日子。过了八年。他给我地方住,给我热饭吃。我给他洗衣裳,陪他说话。我们谁也不欠谁的。可又好像谁都欠谁的。
第二天他醒了,看见我还坐在那儿,说小敏你一宿没睡。我说睡了。他说你眼睛红了。我说风吹的。他笑了一下,那个笑扯动了嘴角的管子,他咧了咧嘴。他说小敏,你回去吧。我说不回。他说你听我说。他说我这病,好不了了。我说你别瞎说。他说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他说我要是走了,这房子你住着。我说陈叔,你别跟我说这个。他说你听我说完。他说这房子是我留给闺女的,可她不要。她在国外有房子。你住着,也算给我看房子。我说陈叔。他说你哭啥。我说我没哭。他说你眼泪掉我手上了。
我擦了把脸,攥着他的手,说陈叔。他说嗯。我说你记不记得,我刚搬来那年,你端了碗面给我。他说记得。我说那碗面是我来上海以后吃的最好的一顿。他说你嘴甜。我说真的。他说那你以后还给我做饭不。我说做。他说那我得赶紧好。我说嗯。他说你别光嗯。我说你得好起来,我还等着你给我做饭呢。他说我做的饭不好吃。我说比我强。他就笑了。那个笑,比他刚住院那天松快了些。
他住了半个月院,出院了。我把他接回家,扶他坐在沙发上。他靠着垫子,喘了一会儿,说小敏。我说嗯。他说你那天晚上在医院,说的话是真的不。我说哪句。他说你说给我做饭。我说真的。他说那我可当真了。我说你当真。他说那我就不走了。我说你往哪儿走。他说也是,我往哪儿走。他就笑了。
我现在还在他那儿住着。房子没卖,他闺女说不要,让我们住着。我每天上班,下班回来做饭。陈叔坐在沙发上,等着我。有时候我回来晚了,他就把菜洗好了搁在案板上。我进门看见案板上的菜,就知道他又忙活了。我说陈叔你别弄了。他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说那你坐着。他说坐一天了。我说那你看电视。他说看了一天了。我说那你出去走走。他说外头冷。我说那你想干啥。他说你做饭,我闻着味儿。我就去做饭了。他在沙发上坐着,闻着厨房飘出来的味儿,有时候哼两句歌。调子跑得没边,可我听着,心里头踏实。
这八年,我到底是他租客还是他啥,我说不清。他没要我的房租,我没要他的工钱。我们就是搭伙。搭着搭着,就搭成了一家人。他说他闺女在国外,一年回来一趟。可他病了,闺女回不来。我在这儿。他说小敏,你比亲闺女还亲。我说你别说这个。他说我说真的。我说那你就把我当闺女。他说那你也把我当爹。我说行。他就笑了。那笑跟那年他端面给我时候一样,眼角的褶子堆在一块儿,暖乎乎的。我想,上海这么大,我来了十年,搬了六回,最后落脚在这间老工房里。这间屋子不是我的,可他让我住着。他不是我爹,可他让我喊爹。日子紧巴巴的,可踏实。踏实得跟我妈做的阳春面一样,简简单单的,可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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