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26年，松江华亭，董其昌的宅第被愤怒的人群冲入，厅堂、家具和收藏多遭毁坏，部分房屋甚至被焚。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民抄董宦”。被砸毁的，不只是一个富户的宅院，也像是乡民对权势、财富与官府包庇积压已久的一次爆发。
有意思的是，董其昌在艺术史上的声望，几乎与这场风波形成了极强反差。他的书法清润秀逸，山水画讲究淡墨、留白和文人意趣；可在松江地方社会留下的名声，却与“恶霸”“淫棍”等词联系在一起。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1555年出生于松江府华亭县。少年时家境并不优裕，17岁参加府试，因为字写得不好，只取得第二名。这个打击对他很大，后来便下苦功练字，家中的衣物、帐幔，甚至能够落墨的白布，都曾被拿来使用。
他早年临习颜真卿，继而取法钟繇、王羲之等人。绘画方面，则从宋元名家入手，尤其推重黄公望。董其昌并非凭借某种神秘天赋一蹴而就，他的路子很清楚：临摹古人，反复揣摩，再把古法化入自己的笔墨。
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由于擅长书画，又曾担任太子朱常洛的讲官，他的身份迅速抬高。泰昌元年，朱常洛即位，董其昌获得“帝师”般的政治声望；天启五年，他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官位、名望和艺术地位叠加在一起，使他在松江拥有了普通士绅难以抗衡的影响力。
书法是董其昌立身的根本。他重视用笔，讲究藏锋、露锋和墨色变化，行草尤其见功力。后人所谓“颜骨赵姿”，正是说他的作品兼有颜真卿的筋骨与赵孟頫的姿态。清代康熙皇帝推重董书，也使这种风格在清初宫廷与士人之间广泛流行。
绘画上，他提出“南北宗论”，把山水画分为重笔墨传承的北宗与重文人心性、讲究意境的南宗，并将南宗视为正统。这个理论并非绘画史的客观定律，却深刻影响了明清画坛的审美判断。董其昌本人也常从古人作品中取法，以疏淡笔墨营造空灵意味，强调“以古人为师”，再转向自然万物。
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能够反复谈论古法、品格与清雅的人，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就能守住道德边界。董其昌晚年家资丰厚，家中蓄有田产和仆役，地方上又有官场关系。权势一旦缺少约束，艺术家的雅号便可能成为压在普通人头上的招牌。
关于董家欺压乡里的细节，后世笔记、地方文献和民间传说夹杂在一起，不能全部视为同等可靠。但董家与乡民发生严重冲突，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并非凭空捏造。较为集中的说法是，董家子弟及家丁曾强行介入佃户陆氏一家的婚姻与家事，冲突由此扩大。
陆家不愿屈从，董家却仗势施压。民间叙述中曾有这样的对话：“这是我家的事，旁人少管。”“人是百姓家的女儿，不是你家可以买走的物件。”这些话未必是当事人的原句，却反映出事件在地方社会中的核心矛盾：一边是豪门的强取，一边是小民无处申诉的愤懑。
事情传开后，松江出现了讽刺董家的说唱作品《黑白传》。董其昌号“思白”，民间便借“白公子”等称呼影射董家；说书人的讲述在街巷传播，普通百姓借故事表达不满。对士大夫而言，这种市井讥刺或许不登大雅之堂；对受压迫者而言，却是少数能够公开发声的渠道。
更严重的冲突随后发生。有人因传播讽刺董家的内容而受到董家追究，相关家属到董府申诉，又遭到羞辱和殴打。关于其中人物、经过和死亡情节，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后世文字也有渲染成分，但董家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官府处理不力更使怨气不断积聚。
董其昌后来为躲避风波离开乡里。等到人群散去，董府遭毁的消息传遍松江，“民抄董宦”也成为明末地方社会冲突的典型事件。它没有改变董其昌在书画史上的地位，却让后人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事实：书品可以高，官声可以盛，人的行为却仍要接受现实社会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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