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和白崇禧早就看出淮海蒋军已陷入必败之局：刘斐总结很到位，白崇禧最担忧的是什么？

淮海战役还没开始，时任蒋家王朝“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就预言了蒋军必败，他在“孝陵卫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敌人走。敌人以快打慢，围点打援，以多吃少，我们在战略上被动，所以打败仗。（本文黑体字，除特别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

据公开资料显示，刘斐并非地下党员，但肯定是我们的“朋友”，真正怀疑或肯定刘斐真实身份的是曾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和时任陆军装甲兵第一团上校团长（后升任装甲兵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的蒋纬国。

刘斐先后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学堂、广东西江讲武学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算起来也算桂系中人，跟白崇禧过从甚密，两人对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前景十分不看好，刘斐是公然唱衰，白崇禧则是瞻前顾后忧心忡忡，于是刘斐的归纳总结是否准确，白崇禧究竟在担忧什么，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

认定刘斐为地下党身份的是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有这样的描述：“我曾经告了刘斐一状：‘刘斐做的也不是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只是投机的做法。恕我乱讲，父亲，你要小心。后来他竟然就是共党间谍。”

《郭汝瑰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郭刘二人的不和：“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上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怀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郭与组织的联络人），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

刘斐属于桂系，老蒋能把他留在身边就已经不错了，他状告陈诚土木系十三太保中的郭汝瑰，老蒋和顾祝同当然只会认为那是派系之争（白任“国防部长”、陈任参谋总长期间，两人就水火不容），根本不会当回事。

老蒋把白崇禧踢出最高军事指挥中枢，却留下刘斐，主要还是想对桂系分化瓦解，却没想到刘斐和白崇禧依然来往不断互通声气，刘白密谈时，华中“剿总”第三处处长覃戈鸣明白自己也不能旁听：“刘斐也到白崇禧的房里来，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发牢骚，说他早就向蒋建议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了，但蒋不采纳，以致造成如此不利的形势。白崇禧对于刘斐的议论，只是听着，既没有提出疑问，也没有皱眉头（覃戈鸣注：他对于幕僚的意见如有不同意时，就皱眉头，这是他惯常的态度）。刘斐也许还有别的秘密要对白谈，我在旁边恐有不便，就走开了。”

白崇禧从武汉总部飞往南京准备接受统一指挥两“剿总”任务时，覃戈鸣这个作战处长自然是一路同行并在会上坐在白崇禧身后记录和递文件的，于是他也听到了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和白崇禧在会议开始之前的小范围吐槽。

因为老蒋不在场，顾祝同和周至柔等人说话就没什么顾忌，他们捧白崇禧贬老蒋也就很正常了，有的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也有的说“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周至柔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老蒋让他派飞机把困在长春的郑洞国用绳子拖出来：“我说：‘飞机飞得那么快（没有直升飞机），绳子带不了他上来；即使吊着他，飞机一拖也就把他拖死了。’他说：‘死的也好！’”

周至柔啼笑皆非摇头叹息，听众们也苦笑连连：“郑洞国知道是要被拖死的，他肯让捆绑吗？”

苦笑过后，白崇禧开始询问徐州军情，如主阵地的位置、工事的强度、飞机场能否守得住，旁边的人没有一个说得清楚，最了解情况的刘斐（那个级别的小范围会议，郭汝瑰还不够级参加）却“在会报中沉默不语”。

刘斐当众保持沉默，却在私下里跟白崇禧密谈，密谈之后，白崇禧就从周至柔要了一架飞机直接飞回了汉口，连何应钦（接替白崇禧而成“国防部长”）和顾祝同都蒙在鼓里，他们还让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询问：“我们以为白总司令到蚌埠或者到徐州去了，可是打电话到蚌埠和徐州都没有找到，原来你们是回武汉去了。为什么不辞而行？”

从何应钦顾祝同的反应中，我们似乎能发现周至柔和白崇禧的关系似乎更近一点——白崇禧究竟是去了徐州还是去了武汉，周至柔不可能不知道，知道而不说，看起来也是想看何应钦的笑话，因为当时让白崇禧指挥两个“剿总”而免掉同属保定系的刘峙，就是何应钦提出来的，白崇禧给老蒋发报是这样推辞的：“陈（毅）刘（伯承）两军未会合，华东由经扶（刘峙）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

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回忆，“总统府”军务局（第三局）”局长俞济时分析白崇禧拒绝赴任，是“想留一个情面给刘峙”。

当年蒋军高层基本都被保定系把持，陈诚、顾祝同、白崇禧、刘峙、傅作义等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来的，互相之间都要给几分面子——到了台湾之后，陈诚和顾祝同、周至柔对白崇禧、吴石似乎都没有直接迫害。

据俞济时分析，白崇禧不可能直接指挥中原蒋军，一方面是给刘峙面子，另一方面也是“怕形势不利，难以脱手”。

《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此事也有记载：“我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总’。”

如果老蒋早些时候不分设两个“剿总”，而直接让老白全管，老白也未必会同意，因为白崇禧那个“小诸葛”绰号并不完全是浪得虚名，他审慎权衡，也知道自己连华中“剿总”都指挥不灵，两头一肩挑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两“剿总”中至少有三个兵团司令，就完全不会听他的。

当时老蒋在华中白崇禧之下安排了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兼任“剿总”副总司令——素有“鹰犬将军”之称的宋希濂凡事只听老蒋的，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跟宋希濂一样，都是黄埔一期的绝对嫡系，再加上属于徐州“剿总”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这三个司令都是白崇禧的心头之刺。

白崇禧“逃离”南京前夜，跟自己的作战处长覃戈鸣算来算去，最后算出的都是“必败之势无法改变”：国民党军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路和津浦路摆成“死十字”，徐州以东、海州以西沿铁路线上的黄百韬兵团等部队，是一条首尾不能相救的“长蛇”，随时有被腰斩的可能。徐州以西、柳河以东的邱清泉等兵团，要向徐州蚌埠之间及其两侧地区转移，轻装部队虽然可以由商丘、柳河等地利用公路、大道向蒙城、阜阳等处运动，但他们是重装备兵团，野炮、战车、汽车、弹药、油料等很多，由于公路到处被破坏，非由火车运输不可，铁路被截断，重装备就退不下来——丢弃重装备，老蒋是绝对舍不得的。

白崇禧最后得出结论：“现在调整态势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打不得，退不得，守不得，在战略战术上的败局已成，难以挽回。他们的军长、师长，我多数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的性格就不好使用。像邱清泉这样的将领不一定听从指挥，南京（指蒋介石）又直接指挥到兵团，甚至于直接指挥到军和师，指挥不统一，步调难免错乱。骄兵悍将，不听调遣，都是蒋介石养成的。方面军的命令指挥不动，非他的手令不行。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

送掉老蒋嫡系黄维十二兵团，是白崇禧喜闻乐见的，但让桂系头等主力张淦第三兵团涉险，白崇禧是万万舍不得的，至于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白崇禧知道那就是老蒋安插在华中的一颗钉子。

刘斐作为“参谋次长”，能总结出蒋军致命弱点并说出来，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谁都知道，不管刘斐怎么说，老蒋都不会完全相信，而且也不能对虚报战功的前线将领进行惩治，因为讳败冒功已经是当时蒋家王朝的“常规操作”，老蒋总不能让他的中将上将排成一行用机枪扫射统统干掉。

刘斐说了等于没说，白崇禧的担忧则是实打实的：宋希濂、黄维、邱清泉这三个兵团司令肯定不会服从指挥，老蒋也不会改变越级指挥的习惯，自己表面上获得统一指挥之权，实际上还是风箱里的老鼠，赢了功劳是老蒋的，输了就得背黑锅。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蒋军高层也不全是奴才、庸才、蠢才，但老蒋喜欢“三才”而不愿意听实话，所以不管刘斐的总结多准确都没有，至于白崇禧的忧虑，可能还不仅限于老蒋的越级指挥和兵团司令们抗命不遵，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或许还知道白崇禧放老蒋鸽子的其他原因，那么在您看来，老蒋让老白统一指挥两个“剿总”是真心还是无奈？白崇禧头脑一热真去了徐蚌，结果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