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秋，北京饭店内，毛泽东前来看望王季范。两位分别二十多年、又是亲戚和师生的老人坐在一起，谈起湖南旧事。毛泽东口渴时，卫士递来随身水瓶，他接过喝了几口。王季范脸色一沉：“主席，你我兄弟之间，难道还如此见外吗？”
这句话听着像责备，背后却是旧日亲情。王季范比毛泽东年长，是姨表兄，也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习惯称他为“九哥”，并非普通称呼，而是少年时期长期来往形成的亲近关系。
毛泽东早年能不能继续读书，王季范起过关键作用。毛贻昌原本希望儿子留在家中帮忙，认为会算账、能经商便够用了。毛泽东不愿放弃学业，却不便直接违抗父亲，王季范便专程到韶山劝说。
他没有空讲大道理，而是把读书与一个人的眼界、出路联系起来。毛贻昌最终松口，毛泽东得以前往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次离开韶山冲，对毛泽东而言不只是换了一所学校，更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门。
后来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季范既是老师，也是亲人，知道他的难处，常从薪水中匀出一些钱来接济。钱不算多，却解了燃眉之急。那种帮助没有账本，也没有客套。
1915年，学校决定收取学杂费，经济困难的学生受到直接影响。毛泽东参与了反对校长张干的行动，并亲自修改宣言，认为批评应当针对办学问题，不能随意攻击个人私德。文章散发后，张干决定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
王季范得知消息，立即找到杨昌济商议。两位教师联合教职员工提出反对意见，张干最终撤销处分。多年以后，毛泽东仍记得这件事。1950年在中南海见面时，他向身边人介绍王季范：“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
这句话并不是客套。王季范帮助毛泽东保住了求学机会，也在关键时刻保护过进步学生。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后，湖南局势复杂，相关人员曾面临追捕，王季范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提供掩护。教育家的身份，成了他保护青年的屏障。
1927年2月，毛泽东在长沙码头与王季范分别。此后，一个投身革命武装斗争，一个留在湖南从事教育。王季范担任过中学校长，持续关注革命形势，还把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写信寄给毛泽东。
遗憾的是，他的长子王德恒参加革命后，于1941年在返回长沙途中被特务杀害。王季范悲痛，却没有把儿子的牺牲当作向组织索取照顾的理由。他说，孩子是为了寻找光明而死。这样的态度，后来也贯穿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王季范到北京。1950年9月21日，王季范一家抵达北京，次日进入中南海。毛泽东陪他交谈，谈到多年未见，也谈到王德恒。旧事有笑有痛，亲人之间不需要太多修饰。
饭桌上，毛泽东为王季范斟酒、夹菜，称学生敬老师是应该的。王季范却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他进京后曾觉得不能只是闲着，便提出想为国家做些事情。毛泽东安排他担任政务院参事，发挥其长期从事教育和社会工作的经验。
至于入党问题，毛泽东没有因亲属关系立即答应，而是说明当时发展党员需要慎重，建议他先参加民主党派。王季范接受了这个安排。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亲近归亲近，组织原则仍然要讲，不能把私人感情混同于公共事务。
那次喝水的误会，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卫士赶忙解释，使用水瓶是出于安全规定，并非主席对老友设防。毛泽东听后笑了笑，拿起桌上的茶杯倒水。一个水瓶、一只茶杯，显出的不是礼数变化，而是国家领导人身边已经有了严格的警卫制度。
王季范在北京的生活很朴素。住房年久失修，有关方面打算重新装修，他当即拒绝，认为干部不应铺张。周恩来考虑到他腿脚不便，曾提出配车，也被他谢绝。当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他觉得能省一点是一点。
没有专车，他便拄着拐杖去开会。风雪天提前出发，实在不便时坐黄包车到西华门，再步行进入中南海。餐桌上通常只有几个菜，衣服穿到褪色。亲戚从湖南带来大鱼大肉，他常说，空手来就行，不要破费。
但他并非拒绝一切帮助。1951年，一名曾在美国学习畜牧兽医的学生回国求职，王季范看过论文和教案后，确认对方确有专长，便写信举荐，建议根据专业安排工作。至于妻弟托关系进机关，他却直截了当地拒绝：“工作是国家的事，不能只看亲疏。”
1972年7月11日，王季范在北京逝世。追悼会上，毛泽东敬献花圈，缎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这几个字，既是亲属之间的称谓，也包含着一名学生对老师、一个后来者对引路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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