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山东定陶城门外，朱文起拎着竹篮准备出城。她衣衫破旧，头发蓬乱，脸上布满风霜，看起来不过是个寻常乞妇。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不到40岁的农村妇女，篮子里藏着一份必须送到鲁西南地委的情报。
城门附近设有伪军岗哨，进出行人都要接受盘查。朱文起走得不快，神情也没有明显变化，心里却一直提防着那几名持枪士兵。临近岗楼时，领头的伪军突然横过枪杆，把她拦了下来。
“站住，篮子打开。”
朱文起没有立刻回答，只把竹篮往身后挪了挪。这个细小动作反而引起了伪军注意。对方一把扯住篮子，嘴里嚷着要搜身，还提出让她当众脱下衣服检查。城门口人来人往，几名伪军显然是想借着羞辱，逼她露出破绽。
朱文起确实慌了一下。
她清楚，针线包的夹层里藏着小纸片，纸片上的内容关系到地方党组织的联络与行动。一旦被搜出，不仅送信任务失败，接收情报的同志也可能暴露。可她很快明白，越是沉默退让，越容易被对方押进岗楼。
于是，朱文起猛地把篮子摔在地上，坐到尘土里放声哭骂。她指着伪军的鼻子，数落对方欺负穷苦百姓，骂声尖利又难听，活脱脱一个受了委屈的泼妇。周围百姓听见动静，纷纷围拢过来，议论声很快盖过了岗哨的呵斥。
伪军原本想在人群面前立威，没想到反被围观者指责。有人说他们投靠日本人，连讨饭的妇女都不放过；也有人站在人群后面起哄。场面一乱，伪军便没有刚才那样从容了。
偏偏这时，一名士兵从篮子里翻出了针线包。他捏着布包问道：“这里面是什么？”朱文起顺手抽出一根粗大的纳鞋底针，直接递到对方面前：“睁大眼看看，这是做针线用的！”
那不是绣花针，而是又粗又长的钢针。伪军被吓得后退半步，围观百姓顿时哄笑起来。领头的人见继续纠缠只会更加丢脸，只得骂了几句，挥手让她赶紧滚。朱文起连忙收好篮子，混入人群，出了城门。
这场临时应对并非偶然。朱文起早年生活困苦，丈夫在1940年因饥荒去世，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为了活下去，她带着孩子上街乞讨，长期风吹日晒，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这样的外表，反倒成了最不容易被怀疑的掩护。
把她吸收进地下交通线的人，是侄子游文斋。游文斋担任定陶县特支书记期间，地方党组织与外界联络困难，几名交通员先后牺牲，急需熟悉乡情、能够隐蔽行动的人手。朱文起虽是普通农村妇女，却性格刚硬，认准的事情很少退缩。
她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使用的办法却十分实用。小纸条被藏进针线包夹层，竹篮则是乞讨时常带的物件，不容易引起注意。遇到传单或较大的文件，她便折叠后藏进鞋底、贴身衣物口袋，有时还缝在内衣夹层中。东西不在固定位置，搜查者很难凭经验判断。
从城门脱身后，她还要继续赶路。定陶与鲁西南地委之间道路曲折，沿途有伪军据点，也有地方武装和土匪活动。为了不耽误联络，她常常连夜行走，一天奔波五十多里。到了接头地点，先交出情报，再把沿途见闻说清楚，哪里增加岗哨，哪条路有人盘查，都不能漏掉。
有意思的是，朱文起传递的并不只是作战消息。地方党组织需要了解汉奸、土匪及伪政权人员的活动情况，她送来的线索，常常涉及藏身地点、出入规律和相互关系。这些信息看似零碎，却能帮助部队和地方干部缩小搜寻范围，避免在陌生地形中盲目行动。
日本侵略者和伪军多次加强盘查，街头也出现过搜捕和追问，但始终没有掌握她传递情报的证据。朱文起靠的不是戏剧化的奇术，而是对贫苦身份的熟悉、对地方道路的掌握，以及临危不乱的判断。她把日常生活变成掩护，把别人眼中的卑微处境变成了行动上的便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文起没有离开革命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她按照组织安排参加妇女工作，继续在基层开展联络和动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1955年离开工作岗位。那只装过针线、纸条和传单的竹篮，留下的不是一个传奇道具，而是一名普通妇女在战乱年代承担秘密任务的真实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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