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昌浩西征失败返回延安后，张国焘试探问道：老毛找你谈话了？

1937年9月初，陕北延安西南的万花山古庙里，张国焘迎来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故人：陈昌浩。一个曾经掌握红四方面军重要权力的人，刚从河西走廊的惨烈突围中回来；另一个则因路线分歧，已经住进古庙，刻意远离中央政治生活。

陈昌浩走进窑洞时，只喊了一声“国焘同志”，便哽咽得说不出话。张国焘也站起身来，紧紧握住他的手。两人相对无言，许多事情不用解释，彼此都明白。

西路军的失败，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们中间。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会师并不意味着红军已经摆脱险境，当时日本侵略继续扩大，国民党军队也在西北加紧部署。中共中央试图通过宁夏战役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争取外部援助。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先后渡过黄河，部队约两万余人。起初，红军在一条山一带取得战果，但河西地区人烟稀少，补给困难，黄河两岸的部队又逐渐失去联系，原定计划无法继续推进。

1936年11月8日，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西路军此后进入河西走廊，既要作战，又要设法创建根据地，还要牵制敌军主力。这个任务本身就极其艰难。

有意思的是，西路军面对的并非单纯的兵力差距。河西走廊地形狭长，水源和粮食都受限制，地方群众基础薄弱，敌军又熟悉当地环境。部队越往西走，距离后方越远，能够得到的支援越少。

经过连续作战，西路军兵力不断减少。1937年2月下旬，部队转入祁连山一带，试图保存力量、开展游击活动。陈昌浩认为，必须有人返回陕北，把真实情况向中央说明，于是与徐向前一同离开部队。

途中，陈昌浩高烧不退。为了不拖累徐向前，两人分开行动。徐向前先行返回延安，陈昌浩病愈后却没有立即北上，而是转道汉口与家人见面，还曾考虑回到鄂豫皖旧根据地重新组织武装。计划未能实现，他才赶赴延安。

这段经历，也成为中央后来审查他时关注的问题之一。西路军生死未卜之际，中央一度无法确切掌握陈昌浩的行踪。他为何滞留武汉，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延安，都需要作出说明。

万花山古庙里，张国焘听完经过，忽然压低声音问：“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陈昌浩回答：“还没有。洛甫已经找过我，谈得很严厉。我是来请罪的，只要还能上前线，别的都无所谓。”

张国焘没有马上接话。对于两个人来说，西路军的覆灭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牵涉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关系和路线问题。谁该承担责任，中央怎样评价这场行动，都会影响许多幸存者今后的政治处境。

陈昌浩回到延安后，很快提交报告，强调西路军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执行任务，也是为了党的任务而战斗。这两点，在当时并非普通的文字表述，而是关系到西路军失败责任如何认定的关键。

然而，随着相关讨论展开，陈昌浩发现责任似乎被集中归到张国焘、徐向前和自己身上。他曾质问张国焘：“西路军是在中央领导下行动的，为什么还要在那样的文件上签字？牺牲的同志怎么办，活着的人怎么办？”

但形势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为了通过审查，陈昌浩后来在报告中作了较多自我批评，对此前坚持的部分观点也有所退让。1937年9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陈昌浩第一次在回延安后参加这类会议，并汇报西路军情况。

汇报过程中，他多次哽咽。谈到部队在河西走廊的处境时，许多细节显然仍历历在目。会议讨论并没有简单把失败归结为某一次战斗失误，毛泽东发言时，重点批评的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后果。

陈昌浩作为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当然要承担相应责任；他中途离队、返回武汉探亲，也引起中央疑问。更早以前，他曾支持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这些政治因素同样不可能被轻轻放过。

1937年11月，陈昌浩的检讨报告获得通过，但他的军事生涯基本结束。此后，他离开部队，转做宣传和理论方面的工作。对一个曾经长期带兵作战的将领而言，这种变化并不轻松，却是组织处理的一部分。

1939年，陈昌浩因胃溃疡病情发作，经批准前往苏联治疗。此后十多年，他多次写信请求回国工作，直到1952年4月才回到国内。1953年，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和组织工作上。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大量文件需要翻译。陈昌浩担任大会翻译处副处长，负责组织十多名翻译人员。那时同声翻译条件简陋，译员要进入密闭的小空间工作，出来时往往已经汗透衣背。

八大结束后，陈昌浩仍埋头处理翻译事务。同年10月，他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接见翻译工作人员。会面时，毛泽东询问他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并肯定了翻译处的组织工作。随后，陈昌浩陪同毛泽东走进大厅，会见参加工作的翻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