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动的终结：AI正在终结精英统治

向上流动的终结

人工智能正在终结精英统治（meritocracy）

作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和尼尔斯·吉尔曼

2026年9月17日

1941年4月，德军已占领巴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仍在生效之际，政治理论家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出版了《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在书中著名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完结。他的主张并非认为资本主义“应当”完结，而是指出，作为可观察到的事实，它正在被取代。然而，继任体系并不会是他早年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所希望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它需要丰裕，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因此丰裕无法达到。

取而代之的将是他称为“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的新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产工具转入国家手中，国家再将其交给那些知道如何运作事务的人——管理者。如果资本家还能幸存，也只是作为装饰性的残余：在佛罗里达打高尔夫，而真正重要的决策则由管理者做出。苏联是第一个管理型社会；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新新政时期的美国则是随后的例子。伯恩汉姆带着几分兴味指出，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40年竞选连任时已不再使用“商人”和“银行家”的语言，转而采用“工业技术员”和“管理者”等措辞。

但伯恩汉姆对随后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判断错了。这些管理型超级国家并未瓜分世界。美国和苏联反而结盟对抗德国。到了1980年代，美国以皈依者的热情重新回归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而这正是伯恩汉姆明确排除的意识形态发展，因为他相信私有财产及其辩护观念都在走向消亡。当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资本主义似乎成为唯一的游戏时，整个管理主义论题看起来像是一个时代的好奇产物，人们引用它只是为了展示聪明的人如何自信地误读自己的时代。

伯恩汉姆在政治结果上可能错了，但他问对了问题：谁控制生产工具，这种控制又创造出什么样的阶级？这是唯一能够可靠预测社会结构及其统治者的问题。管理者确实崛起了。但他们并非通过国家剥夺资本而崛起“对抗”资本，而是崛起“进入”资本。他们自己变成了资本家，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伯恩汉姆和马克思都未曾预料的东西：一个同时处于工资分配和所有权分配曲线顶端的统治阶级。

在《大全球转型》（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中，我们中的一位（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创造了“同富”（homoploutia）一词，用来描述一类新人群：他们在两种生产要素上同样（homo）富有（ploutia）——也就是说，他们既从劳动中获得高额报酬，也从资本收入中获得高额回报。同富阶级的出现，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如今，它即将受到一种技术的考验，这种技术正处于彻底重新安排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边缘。

融合及其所创造的事物

问题不仅仅在于今天的富人比昨天的富人工作得更多，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观察到的。更在于，今天最富有的人既是最高薪的工薪族，也是最富有的资本家。我们将同富阶级定义为那些在劳动收入（如工资）、资本收入（如利息和股息）和总收入中均处于前十分位的人。我们发现，美国前收入十分位中大约有30%的人符合这一标准——也就是总人口的3%。这一比例自1980年代初以来稳步上升，几乎精确地追踪着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代际流动性的下降。

与此相比，墨西哥的同富阶级不到总人口的1%。在那里，资本主义仍按古典模式运行：富人不靠工资工作，而高薪的医生或律师也没有足够的财产进入资本家前十分位。巴西、秘鲁、哥伦比亚也是如此。较富裕的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同富阶级都集中在人口的2-2.5%左右。美国是最极端的案例，因此值得研究。

“谁控制生产工具，这种控制又创造出什么样的阶级？这是唯一能够可靠预测社会结构及其统治者的问题。”

尽管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很严重，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则远为极端。当只考虑资本收入时，画面几乎呈现出封建式的几何结构。60%的美国家庭从资本所有权中获得零或微不足道的现金收入。（根据米兰诺维奇的数据，2021年西班牙为79%，哥伦比亚为93%，秘鲁为96%。）资本收入高度集中，其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大约是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两倍。美国前1%的资本家在2022年人均获得近10万美元的资本收入，对于四口之家而言，这意味着仅从金融资产就获得40万美元的年收入。这包括利息、股息、租金和私人养老金。同富阶级本身——即同时处于劳动和资本收入前十分位的人——人均从资本收入中获得约20,548美元，即每个家庭超过8万美元。这或许还称不上财阀级的财富，但已是丰厚高薪之下的坚实地板。而这两种收入的融合带来了不可动摇性。

纯粹的工薪族暴露于劳动力市场；纯粹的食利者暴露于股市。同富家庭则同时暴露于两者，因此实际上对两者都不脆弱。股市糟糕的一年有薪资缓冲；失业则有投资组合缓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同富现象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中唯一会让马克思感到惊讶的发展。它并非通过废除一方来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冲突，而是通过将双方都置于同一个人身上来解决。在一个同时从两种要素中获取收入的家庭里，不存在阶级斗争——斗争被内化了，从而本质上被消除了。

同富阶级既有社会学的面孔，也有意识形态的面孔。在《精英统治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2019）中，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描述了这个阶级的机制：精英阶层勤奋且拥有文凭，因此坚信自己的地位是挣来的——尽管到研究生毕业时，父母投资在精英子女与中产阶级子女之间造成的差距，相当于每位子女约1000万美元的传统遗产。他称“精英统治”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被构建出来以清洗本质上不公正的优势分配”。人们可以将其视为对马克思M–C–M’（货币–商品–货币）循环的修改：这里的循环变成M–E–M’，其中E是子女的教育。但如果E对除同富者子女以外的所有人都变得遥不可及，那就意味着阶级流动实际上已经关闭。

这并不是扬·廷贝亨（Jan Tinbergen）、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或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1960年代所设想的那种技术官僚阶级——当时他们想象东西方会汇聚于同样高效的管理方法，管理者对所有权结构漠不关心。同富阶级之所以不同，正是因为它的物质利益与其对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承诺是同一回事。它捍卫资本，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它捍卫教育文凭和劳动，因为它也是那些。

这种双重扎根于教育文凭和工作表现的基础，几十年来一直是该阶级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它对下层的信息是连贯的（尽管令人恼火）：我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我们有用，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并努力工作，如果你也有用，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这条路狭窄且昂贵，但它确实存在，而它的存在完成了大部分意识形态工作。

固化还是消解

现在，当我们把人工智能插入这一结构时，会发生什么？

许多事情仍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会提高我们的总劳动产出，还是仅仅将生产从人类劳动转移到机器上，而不扩大总量。例如，口述文章而非打字可能让人写得更快，但不一定写得更多。（产生好想法最终是限制因素。）技术改变了努力的构成，却没有改变产出；类似的情况可能也适用于人工智能。我们也不知道人工智能的能力是否会如其推动者所承诺的那样继续迅速且不可阻挡地进步，尤其是考虑到数据中心和其他计算能力所使用的循环融资方法，以及反对建设它们的政治反弹。最后，我们不知道这项技术被采用并以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整合的速度有多快。

“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会提高我们的总劳动产出，还是仅仅将生产从人类劳动转移到机器上，而不扩大总量。”

但如果我们接受这项技术大致会如其推动者所声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的前提，那么同富阶级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就将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这两种情景的差异取决于一个具体且目前尚未解决的经验问题：人工智能是高溢价认知劳动的替代品，还是其补充品。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会占上风。

第一种可能的未来是精英固化。同富家庭既赚取高薪，又持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随着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因为人工智能部署增加了资本数量，而平均利润率又因熊彼特式的旧资本存量毁灭而得以维持——他们收入中的投资组合部分只会变得更重。如果他们能保住高薪工作，他们就能购买恰好在新经济中增长的那些行业的股份。在这一情景中，同富阶级会增厚，从劳动收入前十分位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一半或三分之二。这些精英随后可以继续通过教育和继承将优势传递给后代，而且可靠性更高，因为他们现在有更多可传递的东西。在这一情景中，今天美国前3%的人将成为人工智能经济中稳定的、自我再生产的贵族。在极限情况下，劳动收入前10%的人也将是资本收入前10%的人，他们将为子女锁定这些相同的位置，实际上创造出一种勤奋工作的贵族形式。同富现象将只是通向重新出现的世袭等级制的过渡状态。

第二种替代未来是阶级消解。同富者通常从事当今劳动力市场中享有工资溢价的工作——律师、金融家、顾问、软件工程师、医生等等——因为这些工作需要通常由昂贵教育、文凭和证书所赋能的认知劳动。不幸的是，对这类人来说，这恰恰是大型语言模型表现得最令人信服的工作类型。正如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著名地观察到的，高级推理原来比在十亿年进化中形成的感觉运动技能更容易自动化。

如果人工智能最终替代而非补充知识工作，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所享有的工资溢价将会缩小。对这类工人而言，曾与投资组合收入互补的薪资将会减少或消失；剩下的只有投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同富家庭会退回到纯粹的资本家家庭，完全依靠投资组合收益生活；换句话说，它会退回到墨西哥的古典模式，在那里富人不工作。

现代化理论被颠倒了吗？

无论在哪一种情景下，同富阶级作为合法精英统治的意识形态立场都将崩溃。在固化情景下，同富者对“精英统治”的主张变得站不住脚，因为没有进入的路径：一旦继承成为进入资本家前十分位的唯一途径，这样一个阶级无论多么勤奋，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自称是精英统治的。在消解情景下，如果教育不再带来工资溢价，也就不再有任何“有功”的活动可以指向——人只是资本的所有者，就像自己的曾祖父一样。在第一种情况下，该阶级的资产价值得以保存，但流入它的通道停止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两者都消失了。

围绕这个缩小后的精英，社会其他结构变得清晰可见。在顶端，我们找到拥有模型的几千人。接下来是同富残余——无论变薄还是变厚，但对下层关闭。在他们之下是一个服务阶级，从事人工智能尚无法完成的工作，工资从低到中等：想想园丁、家庭护理员、酒保、工匠、机械师等等。这些人会有工作，但在任何有意义的意义上都不是中产阶级。最后，在底部是一个冗余人口——“失业”这个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一种暂时状态和回归路径。冗余或过剩人口是那些技能已被淘汰的人，他们的再培训需要数年时间，而且没有人会出资。理论上，普遍基本收入或永久性失业救济可以解决他们的物质问题，或许这些人可以用宗教、性和电视来安抚。“面包和马戏”毕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解决方案；硅谷中不止少数人梦想着用UBI和TikTok meme作为其现代版本。

“在顶端，我们找到拥有模型的几千人。”

这个金字塔的显著之处在于它的前工业（即封建）形态：顶部急剧分层，底部平坦宽阔，没有实质性的中间层。工业革命前的每个社会都是这种样子，而20世纪关于发展会产生庞大中产阶级、进而产生政治稳定与民主和平的假设，是从可能被证明为特例的时期中推断出来的。如果人工智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僵化的阶级金字塔，那么地球上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社会可能会比更贫穷的社会在政治上更加动荡——这是对现代化理论关于稳定民主中产阶级社会即将普遍化的目的论信念的一种悲剧性又滑稽的颠倒。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稳定工作或社会地位（且拥有无限空闲时间）的流浪人口，代表着一支政治上易燃的不满者后备军——随时可以成为怀有怨恨和预算的政治操作者的引火材料。

一个即使不太可能、但至少可以扩展的等级制度，至少在潜在上是民主内部可以容忍的。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平等是用“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才华、更勤奋”的主张来正当化的，而教育机构通过精心正式化的排名和证书系统为这一过程背书。这就是精英统治，而同富者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头号受益者。然而，一个封闭的等级制度对民主是不可容忍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硅谷中如此多人正以明显且明确的反民主方向前进——这正是吉尔·杜兰（Gil Duran）最近出版的《书呆帝国》（The Nerd Reich）的主题。

罗马的类比在这里是相关的，原因超出了我们科技精英的颓废。晚期共和国的覆灭，并非因为群众自发起来反抗精英。它覆灭是因为寡头氏族无法在彼此之间解决争端，每个派系都发现动员闲散的城市人口来对抗对手是权宜之计。一个顶部有少数极其富有的派系、底部有庞大受养却无目的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不需要一场革命运动就能变得不稳定。它只需要一个财阀决定，动员不满者比与同行谈判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再次回到伯恩汉姆的问题

伯恩汉姆在预测管理者会取代资本家这一点上错了：1970-1980年代的“股东价值”革命推翻了战后管理阶级，并确保公司将资本利益置于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上。但他正确地坚持认为，生产工具是社会统治的座位，谁控制它们谁就控制社会，而意识形态是由此而来而非决定它的。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和管理型社会都植根于生产关系，因此近期将他征召到关于“觉醒”专业管理阶级的争论中，要么是误解，要么是挪用。伯恩汉姆写的不是有证书者的意见。他写的是控制机器的人。

应用到我们这个时刻，他的问题——谁控制生产工具，这种控制又创造出什么样的阶级？——令人不安。如果人工智能成为现代生产的决定性工具，那么控制它的人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教育文凭本身将不再能正当化社会的社会经济等级。同富者可能最终成为最后一个统治阶级中的一代，这个阶级曾被要求擅长剪息票以外的事情。或者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可能最终成为取代他们的机器的所有者，这是另一种命运，但从长远来看，并非更正当的命运。

我们所能合理确信的是，过去大约40年的安排——同一些人同时拥有最好的工作和最多的财产，并以前者为后者辩护——正以某种方式走向终结。那些想象机器干活而我们享受闲暇的丰裕倡导者，正确地描述了经济学，却完全没有描述政治。我们或许会得到丰裕。但在目前的轨迹上，我们不会得到一个除超级精英之外任何人都会想要的社会组织方式。

The End Of Upward Mobi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ming for the merit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