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在越南顺化市香江边上有一座武庙，它始建于阮朝明命十六年，即公元1835年。
此庙里供奉了18位军事人物，其中12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越南本土将领只有6位。
主祀的是姜太公，配享的是张良，从祀名单包括孙武、管仲、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李靖、郭子仪、李晟、岳飞、徐达。
6位越南将领是陈国峻、黎魁、阮有进、阮有镒、尊室会和阮文张，他们进入祀典的时间比十二位中国名将晚，是明命帝执政后期才增设的。
一个国家的武庙，主神和绝大多数从祀者都是外国人，本国将领反而处于从属位置。
放在今天看，这件事似乎难以理解。
但如果将时间放回十九世纪初期，把视角从现代民族国家切换到当时的东亚文化圈，这套安排其实并不突兀。
越南阮朝当初建立武庙，几乎是照搬唐代的武成王庙体制。主神姜太公、配享张良、十位从祀名将的名单，都能在唐代武庙中找到对应的源头。
阮朝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在已有的框架里填入名单。既然是照搬唐朝制度，唐朝武庙里供奉的是谁，越南武庙里自然也是谁。
明命帝决定修建武庙的直接动因，是武举和武人地位的问题。
他曾对礼部说，国家开文科取士已有成规，文科出身的人一旦中第，名字刻上金榜、立在石碑上，朝廷以此鼓励读书人。
但武官在战场上流血拼命，保卫边疆，功劳同样应该被记录。武庙的设立，就是给从武之人一个可以效仿的方向。
也就是说，武庙首先是一个教化场所，功能是让武官群体知道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什么样的功业值得追求。
既然是教化场所，里面供奉的就不该被区分是“本国英雄”还是“外国英雄”，而是被当时的知识体系认定为武德典范的人物。
而阮朝君臣对“武德典范”的理解，完全建立在中华文明的框架之内。
阮福映1802年建立阮朝后，立即向清朝请求册封，1803年清朝册封他为“越南国王”。
此后阮朝在制度层面大量仿效中国，顺化皇城参照北京紫禁城建造，科举制度完整沿用乡试、会试、殿试的层级，士人研读的是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
对当时的越南统治阶层来说，拥有文庙、武庙这类礼制建筑，是成熟王朝的标志。照搬中原礼制，能够向国内贵族、地方土司证明阮朝是合乎礼法的王朝，拥有治理国家的道义基础。
如果完全抛弃中原先贤，只供奉本土将领，武庙的礼制根基就会缺失，很难完成这套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所以，选择这些中国名将，本质是借用已经成熟的文化符号，完善本国的王朝礼制，不是承认中原的统治权。
那么，越南本土将领为什么也被列入了？
明命帝在讨论武庙祀典时明确表示，安南从丁朝、黎朝、李朝、陈朝以来，良将不少，本朝开国和中兴的功臣也有功业可考。
大臣们据此提出名单，最终确定的六人涵盖了陈朝、黎朝和阮朝三个时期。
陈国峻是陈朝宗室，在白藤江战役中击败元朝军队；黎魁是黎朝将领；阮有进、阮有镒、尊室会、阮文张则是阮朝开国和中兴时期的功臣。
六人的选择标准，可以理解为在“中国武德典范”的框架之外，补充越南自身历史上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物。
此外，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李常杰是越南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将领，曾在1075年至1077年的宋越战争中率军攻入宋朝境内，后来又参与了对宋作战的防御。
但明命帝没有把他列入武庙。
原因在于李常杰是宦官出身，在儒家礼制体系中，宦官身份与武庙所要求的“武德典范”存在冲突。
这说明武庙的选择标准并非单纯看战功，而是受到儒家礼制观念的严格约束。本土将领能不能入庙，首先要过礼制这一关，其次才看军事功业。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武庙的性质：它不是一个军事功劳榜，而是一个礼制教化体系。
1835年的武庙落成时，阮朝正处于国力较强的阶段。明命帝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武庙的修建也是其中一环。
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清朝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暴露出虚弱，阮朝与清朝的联系逐渐疏远。
武庙作为一套礼制建筑，其政治象征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到法国殖民时期，武庙的功能逐渐退化，只剩下建筑本身留在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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