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7月，重庆渣滓洞外，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负责人徐远举把一份密电送到蒋介石案头。战场上的败局尚未收拾，监狱里的许建业又成了特务机关最棘手的“硬骨头”。徐远举的要求只有一句：尽快处决许建业。
这并不是普通的杀人命令。许建业长期负责重庆地下党工人运动，熟悉工厂、银行和交通线，也掌握不少党员与进步人士的情况。特务认为，只要撬开他的嘴，便可能顺藤摸瓜，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
更让敌人恼火的是，许建业被捕后始终不承认身份。审讯、威逼、利诱轮番上阵，他却把能够说的话压在心底。徐远举曾威胁道：“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吗？”许建业回答：“四十八套、八十四套都拿出来，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
许建业原名许明德，后来使用过许明义、许立德等名字，地下工作中还用过“老杨”等化名。1920年出生于四川邻水的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后生活艰难。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这段经历使他很早便接触到普通百姓的困苦。
1933年，许建业进入邻水县乡村师范训练班，1935年考入邻水县立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在邻水参与重建基层党组织，逐渐显露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
1938年11月，他被调往北碚天府煤矿开展工人运动。矿工收入微薄，劳动环境恶劣，生病后往往无人过问。许建业没有摆出“上级干部”的架子，而是和工人同吃同住，替他们做工，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1939年“五一”前后，矿方要求工人照常加班，许建业组织工人提出加班费要求。罢工开始后，资本家一度强硬，但在工人团结面前不得不让步。后来有矿工夫妇患病无钱医治，许建业还设法变卖矿上的焦炭筹钱救人。有人责问他擅自作主，他只说：“工人生病，矿里难道不该管吗？”
这些行动并非逞强斗狠，而是把工人的生存问题与组织工作结合起来。矿工愿意相信他，党组织也因此在矿区逐步发展。1939年初，天府煤矿已有数十名党员，许建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1940年，国民党加紧搜捕共产党人，许建业奉命离开矿区，转到重庆隐蔽工作。他先在大溪沟小学任教，后来考入和成银行担任会计。白天，他把账目做得一丝不苟；夜间，则继续寻找机会联系同志。正因为业务出色，银行一度准备提拔并调任他，这反而增加了地下工作的风险。
1942年冬，负责联系他的同志转移，许建业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没有消沉，也没有离开重庆，而是辞去银行职务，凭借旧日关系继续开展工作。经肖泽宽等人帮助，他重新恢复组织关系，随后深入兵工、钢铁、化工、纺织等行业，调查工人状况，发展积极分子。
抗战胜利后，重庆许多工厂迁回原地，大批工人失业。许建业参与组织工人争取工作和生活保障。1946年大渡口钢铁厂发生冲突后，部分工人准备炸毁百吨炼钢炉。许建业及时制止：“炼钢炉是人民的财产，不能因一时愤怒毁掉它。”在他的劝阻下，工人放弃破坏生产设备，斗争方式也更加克制。
后来，重庆地下党通过《挺进报》传递消息，特务机关疯狂追查。叛徒任达哉供出了许建业的化名。一次接头时，许建业发现任达哉带着陌生人出现在茶馆门口，立即提醒高震明从后门撤离，自己却因位置暴露未能脱身。
被捕后，许建业遭受长时间酷刑。敌人把他吊打，又施以水刑和老虎凳，仍未获得组织情报。身体被折磨得极其虚弱，他却始终没有供出同志。敌人后来用看守陈远德假意接近，借送水送饭取得信任，诱使他写信转移住处的文件，造成部分同志被捕。这是地下斗争中一次沉重损失，也说明敌人的欺骗同样凶险。
许建业得知上当后，曾试图撞墙自尽，未能成功。此后，敌人虽然从叛徒口中得知他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却仍然无法从他这里得到更多内容。朱绍良亲自劝降，许建业当面斥责：“要杀就杀，少讲废话。”随后，他被押入渣滓洞。
1948年7月21日清晨，许建业与李大荣被押往重庆行辕二处，随后被判处死刑。押解途中，沿街群众不断聚集，两位烈士在刑车上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特务原定把他们押到浮图关肖家湾行刑，因送行群众过多，担心发生意外，只得中途改在下肖家湾一处荒地下手。
附近学校校长张觉仁不忍烈士暴尸荒野，托打更人杨守和买来木板，将二人掩埋。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许建业为革命烈士。罗广斌后来评价他：“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在小说《红岩》中，许云峰这一人物也吸收了许建业的许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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