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卦 | 鞠建东、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

来 源 | 九卦金融圈整理

主持人: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

嘉 宾: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姚 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

李迅雷，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在圆桌论坛一“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环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参与讨论。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稿。

鞠建东：全球失衡是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必然产生贸易顺差

我理解对于全球不平衡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不够的。在欧美有很多对全球不平衡的讨论，我们不讨论，很可能就失去话语权了。我们需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从事实、从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

从静态上来讲，我支持姚洋的观点。产能过剩，全球失衡主要是你不能看中国的制造业只为国内生产，国内生产肯定国内的需求是满足不了，中国制造的是为全世界生产的。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全球分工的结果。

你把全球每个国家分成两个行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金融业。我们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美国是全球金融业的中心。制造业当然要出口，金融业当然要进口，表现在账面上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尤其是货物贸易的顺差。这是从静态上解释这个结果，是一个挺清楚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很重要的是，它是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不是扭曲，不是补贴，不是汇率问题。

林老师说，所谓的失衡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全球的分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得发展中国家得以发展，中国的这种分工也使得欧美国家得以发展。林老师不仅支持这种全球分工，而且明确地说清楚所谓的这个失衡，我们需要去看到从发展角度来看对全球是有利的。

林毅夫：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疲软，投资是解决国内与国际不平衡的主要措施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全球不平衡，更是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疲软。美国1960年至2008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3.3个百分点，但2008年至2025年平均增速仅为2.1个百分点；欧元区从1960年至2008年的年均3.1个百分点，降至2008年至2025年的0.9个百分点；经合组织（OECD）国家整体从3.4个百分点降至1.7个百分点；全球从3.7个百分点降至2.7个百分点。

这一现实与全球不平衡高度相关。2008年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更低。中国改革开放后贸易增长很快，从1978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是18.1%，加入WTO后至2008年更达到21.4%。企业为抓住出口机遇纷纷投资扩产，但2008年危机后贸易和出口增长率急剧下滑，中国出口增长率从约20%降至如今约5%。你那些形成的产能突然间出口增长率下滑，那就变成过剩产能了。过剩产能当然竞争就非常激烈，所以卷，为什么会卷呢，产能大需求小当然就会卷。

中国固然是一个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占比我们也只有18%，你不可能靠82%的需求的疲软用这18%的需求的旺盛来弥补。出口部门产能过剩会导致投资放缓、新增就业放慢、工资下降压力加大，甚至企业关门、失业增加，进而影响消费信心。这正是近年来消费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背景下，再平衡的主要出路仍在投资。一方面靠投资来进行产业升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增加国内的基础设施，包括与全球气候变暖相关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新型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靠企业“走出去”，国内出口部门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投资，创造当地的就业，增加当地的收入，也消化我们国内的产能。

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消费需求目前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大家的信心不足，比如2025年家庭储蓄增加超过GDP的10%，连续两年。所以并不是说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是老百姓没有信心增加消费。

投资需求方面，我相当大的程度同意余老师的说法，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来做投资。如果要发债的话可能是发人民币的债，不是在国际发人民币的债。你刚刚讲的到国际上发人民币的债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也可以在国际上让其它国家发熊猫债，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需要中国主动去借债。

余永定：需考虑地缘政治现实，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减少失衡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西方盯住的就是中国是不是Fair play、是不是Fair competition。我们加入WTO是承诺遵守WTO规则，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我出口打败了你，你竞争不过我，现在你的产业被消灭掉了，这个对中国和那个国家都有好处，但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咱们没有任何理亏的地方，这是应该很明确的。但是你也要看到一个政治现实情况，他不跟你讲道理。凯恩斯说了贸易摩擦是要导致战争的，这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是现在的政治考虑问题。有些地方就有过分出口退税的问题，我们就消除掉。

第二点，你必须看到中国实际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贸易是非常平衡的。按照世界规定的标准，IMF也有一个标准关于什么叫不平衡，咱们早低于那个标准了。比如2003年、2004年、2007年的经常贸易顺差，差不多10%以上了，这是不平衡。但是后来我们越来越小，小到最后是0.8，这是2019年的时候，比别的国家平衡得多了。去年、前年突然上万亿美元了，确实跟我们国内需求不足有关。我们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措施刺激内需，不管是消费需求也好，投资需求也好，从宏观上来讲可以收缩这个缺口。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使用不够，我们太担心负债了。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地积累外汇储备，积累其他的美元资产。美元资产现在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加紧采取加大扩张的财政政策力度。现在不讨论投资还是消费，我们要缩小缺口，这个不管对中国长远还是短期，无论中国本身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有好处的。

关于存量失衡问题，我们在谈全球不平衡的时候习惯于经常项目逆差对GDP的比，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不平衡主要是存量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实现这个平衡。

关于在海外发人民币债，我坚决反对。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是1.7%左右，低的不得了，美国是5，你用人民币也好用什么也好，你去借债你多少钱能借到，它收益率有多高。所以现在它不是时候，也没有必要。

姚洋：中国技术和产品对后发国家形成压力，不赞成到海外发人民币债

国际上关注的不是贸易失衡的问题，谈的更多的是中国的技术和产品让很多国家绝望。按照老的规律来说，你产品往上走了，低端的产品就放出来，大家知道现在打火机哪个县生产吗？湖南省邵东县，一个地图上不知道哪的地方，它生产地球上90%多的打火机。我早就感觉到世界经济增长这辆列车可能永久性地停靠在中国站。

但这是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问题。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又有超长的眼光。从它们那些国家的角度来说，切切实实感觉到中国的规模和中国技术对它们的压力。

事实上这些后发国家，它们受到中国的挤压的时代还没到来，为什么？现在是中国在帮它，我们企业在出去，帮它们做一些出口产品。等到它们到了中国2010年左右要转型，不能搞出口拉动的时候，它们会突然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你能做的中国基本给你做光了，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大学的科研能力，规模又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认真对待。你得要回应其他国家的关切，否则G20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多。

关于到海外发人民币债，我不太同意。国内不缺钱，余老师说的我们国内利率都倒挂了，都1点几了，国债2.0大家拼命买。在这种情况你跑到海外去发债，有点舍近求远。事实上现在金融系统里钱太多，政府要想发债应该在国内发。还有一个问题，你发了这么多外债，万一汇率波动怎么办。就像我们80年代初借了日本的债最后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像林老师说的你想人民币国际化你发熊猫债不更好吗，让人民币真正走出去，让人家用起来。你让别的国家把钱给我们，它最后可能还是美元进来，你又增加了一大堆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是坚决同意中央应该多发债。但是发债干什么，林老师和余老师强调我们还要搞投资来促增长，长期来说这完全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不能拿长期的手段解决短期的问题，一定得关注短期的问题。

李迅雷：不平衡是常态，中国需认真对待内部失衡，推进财税改革

我觉得前面三位老师都讲得很好，我还是这个观点，这种失衡是很难避免的，我们就反过来讲，全球经济什么时候有过平衡的时候？从历史上来看，基本上都是不平衡的，所以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平衡是一种短暂的。

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又不幸成为众矢之的。我觉得跟我们的民族属性、特性、文化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像当年美国打压日本也一样，日本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也引发了西方对日本的各种打压。中国人是勤劳、聪明，这就决定了我们追求财富目标也好，经济目标也好，甚至是奥林匹克竞赛，我们也是领先的。这一点可能受儒家文化影响。

姚洋老师讲的一句话，我很赞成，火车到中国就停下来了。我在很多年前也讲类似观点，全球的产业转移从欧洲转到美国，从美国转到日本，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到中国就是终点站了。因为我们符合规模经济、勤劳、聪明，这样种种的优势在。我们以购买力平价计算GDP规模，早在2019年就超过美国了。关键在于内部。我们外循环方面是畅通的，而且将来还是不会衰退，但是内循环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就是存在内部的失衡问题。

我们跟美国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具有举国体制优势的。美国要搞制造业再工业化呼吁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做不起来呢？因为他政府没有能力去做，我们的政府有能力去做。讲到财税体制改革，我觉得还是要增加中央的财力。事实证明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地方举债的效率是不高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里面，地方占到86%，显然举国体制优势在财税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果这块能够做好的话，无论是提高我们的财政支出投资的提质增效还是促消费都是大有可为的。

关于发债，我是赞成鞠教授方向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到7月份我们的熊猫债的发行规模已经超过去年的水平了，说明需求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它在全球作为储备资产它占比不到2%，所以还是很低，我就担心需求不够。

关于地方债务置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不容缓。现在地方的债务压力非常大。从今年1到7月份的数据来看，投资增速是落后于预期的，就是财政支出的进度是比往年都要慢，所以说明项目很难找了。与其这样的话，你还是要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融资压力，这是当务之急。前面几位老师都是比较强调投资，我还是呼吁一下，还是要促消费，促消费才能保证内循环能够畅通。

（注：以上内容根据论坛现场对话实录整理提炼，有删节，观点以发言人公开发言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