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死因三说与新探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事前没有任何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自投昆明湖，自杀身亡。“王的自杀，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人们在痛惜其早逝的同时，也不禁对其自投昆明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如有论者指出“王国维自沉无疑是二十世纪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他死因解释的翻空出奇，以及态度强烈和强硬”。

从某种程度说，这是王国维的哀荣，如此广泛的学人，论者在关注、争论王的死因也从侧面反映了王国维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特有的地位。因此，搞清楚王国维自杀的真正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对三种观点的质疑

自从王国维死后，许多人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角度进行了种种探索、说明与推断，他们的研究都从不同的层面回答了人们关于王国维自杀原因的疑问，对推动王国维研究的深入，具有积极意义，但笔者以为许多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一）殉清说

主要是罗振玉等清朝遗老或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他们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对逊清的尽忠。

这种观点早就遭到了许多论者的质疑。

首先是在自杀的时间上，王国维不在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被迫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也不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更不在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皇宫的时候，却在这个时候自杀了，正如郭沫如所言:“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也不迟”。其次从思想倾向上看，王国维并不像其他逊清遗老一样，具有顽固迂腐、可笑的思想，这一点可从他的文学和史学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超前意识和使用的新方法看出。“他的《宋元戏典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其研究史学的方法之新、思想之解放大大超过其同时代的人。

有人认为他的辫子是他是遗老的最好证据，然而据说他的太太对人说起，她给他梳辫子的时候，也曾问过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甚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从这儿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种只想专心于学术，宁静勿动，不愿追赶潮流做轻俘之士的复杂心态，并非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他拖着大辫子来标榜自己是清朝遗老。至于任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有人认为这是王效忠于清的一个重要证据，其实并非如此，王国维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对满清皇室有同情、怀念的感情，他入皇室“一是不想继续呆在姬觉弥的仓圣明智大学，二是认为到故宫可读点外间少见之书”，其真正之目的与动机是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平心静气地去做学问，并不像后人所想像的包含着重要的政治目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并非糊涂蛋，愚忠于清王朝，只是不满于生民涂炭，武人争雄的动乱现状，而对过去相对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有所怀念而已。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曾说过:“民国没有学术研究机构，如果有的话，那么王先生似乎就可以倾向于民国，专心致志去搞学问了”，他所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再者，殉清论者一个最重要的论据是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清王朝的遗老们以此为王国维向废帝溥仪请谥号求封赏，然而，遗折果真是王国维留下来的吗？浦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郑孝胥和罗振玉为了在溥仪帝面前争风吃醋，彼此都相互打探对方的秘密，郑通过收买罗的家仆而获得这个信息，最后传到了废帝的耳朵中去了，并且王罗两家后人后来都证实了这个观点，王贞明先生在《父亲之死及其它》一文中说:“原来这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个儿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的外孙刘惠孙曾讲1929年在旅顺时，罗振玉曾亲口对他说“遗折是我替他做的”，现在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所谓的遗折其实是罗振玉一手策划的，不管罗的目的是什么，但最其码可以证明用遗折来论证王国维的死是为了殉清，是让人难以相信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假如王国维愚忠于清王朝，他应该是溥仪复辟的一个积极支持和参与者，而事实上在复辟的事情上他根本就不知晓，更无从参与。因此，殉清说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二）罗振玉迫害说

史达、郭沫若等人认为罗振玉是个伪君子，王国维被其逼债而死。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从王罗交往开始说起，两人在光绪戊戌年相识于《时务报》馆，交谈甚为投机，罗振玉比王国维大十岁左右，很是欣赏王国维的才学。后来在罗的帮助下，王国维又走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此后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成为至交好友，后来又发展成为儿女亲家，在这个过程两人一直相处很好。

矛盾的起由是王国维的大儿子死后，罗振玉一声不响把其女儿带回去，王国维也生气地把“生病时花费全汇回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落款写道:观堂亲家有道……”至于罗与王做生意赔本后追债，“更属于无稽”，王东明女士说:“如与罗氏做生意，先母必然知道，且此事传闻已久，先母在世时，我曾问过她，她当即否认”，她还说，“至传闻罗向你先父索大嫂生活费大洋每年贰仟圆之说，似不确实，若果有其事，先母必然知道，而先母从未提到过”，可见所谓罗向王逼债和索要每个月两千圆的生活费，纯属子虚乌有。

（三）梁启超阴谋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梁启超忌妒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其在清华研究院的影响，抓住他恐惧北伐军将至北京的心理，突然提出自己将避难日本，而使王国维感觉自己没有生的希望，遂跳湖自杀了。

此说现在看来，是毫无根据的。梁启超和王国维相处得很好，学术上相互切磋，生活上相互关照，王国维自己也“常说人生能有梁先生这样的朋友足矣”，据王门许多弟子回忆说，当时在清华研究院读书，若向梁启超请教问题，梁若不懂时，每每让学生去找王，可见其并非贪图名誉之辈，再说梁在政治上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各种人物、各种生活场景也都经历了，依其性格也不会为其这么一点利益去谋害王国维，何况“梁又事事推让海宁”，因而说梁妒忌其贤，是缺乏根据的。1927年，当北伐攻打郑州时，梁启超决定辞职去天津避难，6月1日王和其弟子为梁饯行，席间梁抨击时局，王国维同情梁的遭遇，也厌恶战争，此事肯定对王有影响，但绝不是梁启超的阴谋。

△ 王国维遗书

二、内外因相互作用才是王国维自杀的真正原因

除了以上几种观点外，还有诸如叶嘉莹教授认为这是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等等，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王国维的死因，对王国维死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这些都不是王国维自杀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变化，内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外因的相互作用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终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导致王国维自杀的真正原因在于:其从小形成的抑郁型性格，使其极易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这种悲观的哲学，抑郁的性格使他喜欢安定，害怕变动，遇事就看不到希望，惶惶不可终日。加之生活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冲突比较激烈的时代，理性上要求他认同西学，接受新学，而感情上他却同情留恋中学、旧学，结果造成思想的冲突和精神的苦闷。这些是其自杀的内因，也是主要原因。迅速北上的北伐军在湖南处死了叶德辉和传言梁启超将避祸日本，这是其自杀的外因。内外因的结合使王国维看不见希望，看不到前途，感觉到大祸临头，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叔本华说过，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对死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如果精神上的痛苦超过他肉体的痛苦时，自杀也就变得很容易了。因此，王国维的自杀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王国维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中国社会极剧变革的时代。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特别是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加之洋务运动提倡的器物改革的失败，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觉得只有彻底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体制，才能挽救时局的危亡。于是以康梁等人倡导的维新运动急匆匆地开展起来，然而很快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国内改革希望渺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民族矛盾空前加深，中国将何去何从——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像同时代其它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目睹了国势日益衰危，民族危亡近在旦夕，王国维也放弃了科举考试，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他读了巴尔善的《哲学概论》和文德尔彭的《哲学史》。然后他又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评》。至《先天分析论》时，他再也无法理解康德的庞杂的哲学思想，于是开始转移研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却有着必然的因素：他四岁丧母，从小缺少母爱，孤言寡语，饱尝了幼年时代的孤独与寂寞，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忧郁内向的性格。他在《自序》中云“体素羸弱，性格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哲学能帮助他思考许多人生的困惑，叔氏的悲观主义哲学又迎合并加重了王国维抑郁性格，使其在以后生活中越来越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生活现实，富于理想而缺乏现实精神，成为学术上的巨人、社会生活上的孩童。

△ 青年王国维

从1901年到1907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就成了王国维的精神伴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又察觉到哲学上的可爱与可信的根本冲突，理想派与经验派都不能解决人生之谜。于是他转向文学寻找慰藉，很快境界幽缈、思想深邃的《人间词》《人间诗》相继问世了。这些作品既贯注了王国维的人生体验，也渗透了叔氏的悲观主义气息，不久他又感到:“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感情苦寡而理性多”。后来他又转向了史学，然而叔氏悲观主义对其影响并未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改变而消散。叔氏哲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

这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大变，经过革命党人的浴血奋战，满清政府已经被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避难，罗氏痛恨清政府的灭亡、新政权的成立，并以保存传统文化为己任。王国维受其影响，加之早年毕竟是受传统文化教育之人，他开始同情满清政府，更深深地怜爱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于是他焚毁了前所印制的《静安文集》，把精力全投向了史学研究，埋头于旧纸堆中。

其实以王国维的学识和清醒的头脑，从理性上他未必不认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从感情上他却无法舍弃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也越来越炽烈，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俞宏，则其苦痛亦俞盛”。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国内形势越来越动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反袁斗争，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然而中国却陷入了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的深渊，全国大小军阀各自为政，为争夺财富和地盘，时常发生相互混战，人民深受战乱之苦。王国维更加怀念过去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他进一步认为西方民主议会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

1923年，他向溥仪上奏了《论政事疏》。其中在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时，他认为西说之害，在于破坏心术，无尽的竞争适为其自毙之具，“科学之法，只能施于物质，而无关乎人类心灵和社会制度”，与之相反，他更加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仁义礼治信深信不疑。然而，与他的思想恰恰相反的是自从1915年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肆意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践踏，对儒家文化（包括孔子本人）进行谩骂式的攻击，社会上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讲西学为荣。在中西文化猛烈地撞击中，王国维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宿，心里既痛苦又绝望。又加之家庭上一系列的灾难，年届三十丧父丧偶，晚年又逢爱子去世，挚友中绝，给他感情和精神上带来巨大打击。因此他越来越感觉人生在世，除了痛苦还是痛苦，看不到人生乐趣。生生死死，对于此时的王国维来说，已经毫不在意了。如果王国维能生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没有外界太多刺激和干扰，让他能安心地做学问，或许他还不会走向不归路，他太害怕新变化了，周围环境稍微不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悲观的他选择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力量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并在1926年进行北伐，武力统一中国。王国维厌恶战争，对北伐战争没有好感，他甚至认为北伐军比袁世凯、张作霖会有过之而无不及。1926年北伐军在湖南处死以清朝遗老自居的恶霸地主叶德辉，使王国维大受刺激，他不知道叶德辉是恶霸。只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拖着大辫子，钻在故纸堆里。因此王国维错误估计，北伐军将来进入北京后，他的下场可能和叶德辉一样。1927年春夏间，冯玉祥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迅速向北推进。梁启超由于在政治上一直与同盟会、国民党处于敌对地位，清华园一直盛传梁启超将避难日本。王国维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更加紧张，1927年6月1日梁启超辞去教授之职去天津，王国维参加了学生为梁举行的饯行宴会，“尽管在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应，但同学们还是知道他很难受”。回来以后，他看到了当于晚上《世界晚报》刊出《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一文，其中就有他的名字，这使他更加坚信，北伐军入北京，他必定要再受辱。因此，1927年6月2日他平静地走向了死亡，一个悲剧就此诞生了。

三、结论

总地说来，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悲观的人生哲学，厌世的心态和处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带来的内心痛苦，这是导致其自杀悲剧发生的根本性原因，而北伐军处死叶德辉和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的谣传则是其自杀的外因。（节选自《求索》，2007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