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多于驴”？读懂调侃背后的真实焦虑

近日，一则“中国博士人数已经超过驴的存栏量”的段子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文章把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我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超120万，而国内驴的存栏量持续下降，预计跌破120万头，由此衍生出“博士比驴多”的戏谑说法，引来大量网友转发与自嘲。

这一对比属于博眼球的简单类比，但这个网络热梗的流行，折射出大众对于博士扩招、学历内卷、人才供需错配的集体焦虑，值得认真审视。

从数据来看，恢复学位制度以来，中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突破120万。纵向对比，博士招生规模扩张十分显著：2015年博士招生7.44万人，到2025年已达到20.16万人，十一年增长约1.7倍；在学博士生从2016年的34.2万人增至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从2016年的5.5万人增至11.29万人，翻了一番有余。但放到全球横向对比，我国拥有博士学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足0.12%，远低于美国的2.09%、德国的1.51%、英国的1.08%。从总量层面看，我国博士人才并非总量过剩，而是分布不均、供需错配。博士大量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就业选择高度扎堆高校、医疗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显示，博士生进入高等院校就业的比例高达45.55%，大量学生挤向有限的学术岗位，由此催生“博士内卷、学历贬值”的直观感受。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年—2035年）》提出，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这个方向本身符合国家战略人才培养需求。人工智能、半导体、低空经济、量子计算等前沿产业，仍然急需大量高层次理工科博士人才。但发展博士教育，绝不等于简单追求规模扩张、学位数量增长。当前博士教育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制约人才培养质量。

办学定位偏差：把博士点数量等同于办学水平

部分高校办学定位出现偏差，争相申报硕士点、博士点，把博士点数量当成衡量办学层次、办学水平的硬指标。不少地方本科院校，不顾自身师资、科研平台、经费条件，全力冲刺申博、扩大博士招生规模。盲目扩点扩招之后，配套培养资源跟不上，博士培养质量自然难以保障。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基本判断：高质量的教育不等于高学历教育，提升学历层次并不等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不同类型的学校应当基于自身定位办出特色和质量，而不是一窝蜂地申硕申博、以学位点数量排名次。

导师制与资助体系：博导队伍的结构性困境

博士培养质量的关键在导师，但当前我国博导队伍和配套资助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一种现象是“马太效应”突出。手握大量科研项目、拥有各类学术头衔的博导，不缺经费、不愁生源，报考者趋之若鹜。但学生进去之后，往往抱怨自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被安排大量配合导师申请课题、完成横向项目的事务性工作，甚至跑报销、打杂，与自己的学位研究方向关系不大。另一种困境恰好相反：有的导师科研经费不足，很难招到优秀的博士生，即便招进来，学生也得不到稳定的科研资助和学术支撑。

这两种困境指向同一个问题：完善导师责任制，必须有一整套科研经费资助体系作为配套。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减少竞争性项目申请的权重，增加经常性科研经费、非竞争性经费支持。国家在促进青年博士人才发展的有关文件中也提出，要为青年博士人才提供非竞争性经费支持，让他们在入职初期就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独立指导研究生的现实条件。

对照国外一流大学的做法，博导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岗位职务，而非一个头衔——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入职后，经过一定考核阶段即可独立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这段时期也正是青年学者出成果的黄金期。而在我国，博导资格往往与职称、项目、经费深度捆绑，青年教师即便学术能力突出，没有拿到足够级别的项目和经费，也难以获得独立指导博士生的资格。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博士生培养的活力与质量。完善导师队伍建设，最终需要科研评价体系和经费支持体系的协同改革，不是单靠教育部门发文就能解决的。

读博动机错位与专业学位博士的培养困境

学生读博动机与人才培养目标错位，是另一个深层次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学术博士体量仍然偏大，而不少攻读学术博士的学生，未来并不打算从事学术研究、走学术道路。

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学生考研、读博，主要目的是在就业竞争压力下提升学历身份，而非出于明确的学术志趣。在唯学历的就业环境助推下，这种选择进一步加剧了学历高消费。随之而来的现象是，博士毕业生进入科研岗位的比例持续下降，越来越多博士选择考公、进国企，其中不少人从事的岗位并不需要博士层次的科研能力——有的甚至转向行政事务工作，造成高层次人才的浪费，也加剧了公众心中“博士贬值”的印象。

专业学位博士的设立，本意正是回应这一结构性需求错位，培养博士层次的应用型人才，面向产业一线解决实际问题。但当前专业博士培养仍面临保障不足、模式趋同的问题。

其一，产教融合流于表面。专业博士的培养，理当推行学术导师加产业导师的“双导师制”，深入推进高层次校企合作，让学生在真实产业问题中开展研究。但现实中，不少学校的专业博士培养模式与学术博士大同小异，课程设置、考核标准、论文要求高度雷同，没有形成专业学位应有的实践导向和应用特色。如果专业博士只是“学术博士的缩水版”，不仅无法实现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初衷，还会反过来强化“学术博士高于专业博士”的层级偏见。

其二，实践成果答辩的标准尚未建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已经明确，博士生可以提交学位论文，也可以提交实践成果参加答辩、申请学位，为专业博士改革打开了制度空间。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探索，也有博士生以技术、工程实践成果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但这一改革推进过程中，质疑声不少：哪些实践成果可以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标准？如何认定？由谁来评审？如果学校导师本身缺乏产业实践经验，又如何培养出具备实践能力的学生？一些所谓的产教融合项目，实践研究本身就是“伪命题”，并不解决真问题，这样的实践成果是否真正具备市场价值和学术分量？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建立科学、可操作的标准体系，而不是简单地“换一个形式”。

博士培养与毕业评价仍困于“唯论文”

与培养定位错位相伴的，是博士毕业评价体系的片面化。长期以来，不少高校硬性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一定数量、一定档次的期刊论文，方可申请学位答辩。这迫使博士生入学后优先考虑如何凑够论文数量、选好发论文的期刊，急功近利，偏离了学位论文本身的研究深度和学术价值。

国外很多一流大学并不强制要求在读博士生发表期刊论文，重点考核学位论文本身的原创性和学术质量——有的博士学位论文本身就足以开创一个研究方向。我国高校之所以普遍推行在读发表要求，背后与高校追求显性学术成果、看重论文数量与排名密切相关：学校把论文指标层层下压到导师、学生身上，导师迫于学校考核压力，也不得不将精力投入到论文发表中，学生自然随之把精力优先用于“怎么发论文”而非“怎么做研究”。这一过程中还衍生出一系列师生矛盾，包括导师侵占学生研究成果、不当署名以及学生为版面费发愁等现实问题。甚至有导师也质疑：学校统一规定在读发表要求，实际上削弱了导师对学生培养方案的自主权。

此外，博士心理健康与师生关系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博士生群体的抑郁倾向显著高于普通学生群体，师生关系压力、学术研究困境、未来出路不确定，都是重要诱因。

总而言之，“博士多于驴”只是一句调侃，但它背后的焦虑真实存在。我国博士教育下一步的核心，不是继续扩大规模，而是调整结构、完善制度、提升质量。要校正高校办学导向，破除把博士点数量等同于办学水平的评价；优化导师制度与科研经费支持，让青年学者有条件独立带教，让博士生既能接受严格学术训练，又不至于沦为课题打工者；改革博士毕业评价机制，破除唯论文；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真正落实双导师制和产教融合，建立科学的实践成果认定标准，而不是照搬学术博士模式；同时完善博士生心理支持与权益保障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育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消解社会对“学历通胀”的焦虑，让博士学位回归人才能力本身，而不是单纯的身份标签。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