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德：略谈《陈士杰集》中《陈侍郎书札》的文献价值 | 湘江副刊·悦读

《湖湘文库续编》实拍图。

文选德

陈士杰是湘军重要将领，早年出入曾国藩幕府，参谋多次战事，其后历任山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巡抚、山东巡抚等地方大员，于海防、河务、文化、教育诸方面都颇有建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项目《湖湘文库续编》近期推出了湖南工商大学陈树整理的《陈士杰集》（上中下册，岳麓书社出版），收有陈士杰著作《陈侍郎奏稿》《陈侍郎书札》《蕉云山馆诗集》《蕉云山馆文集》《牧令书节要》。

《陈士杰集》具有较高的原始史料价值，以其中的《陈侍郎书札》为例，此书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衡阳刻本，共八卷，辑录了陈士杰从咸丰年间回乡编练广武军，至光绪年间移寓衡阳终老的三十余年间写给上司、师长、亲友、同僚、下属的书信六百余件，涉及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丁宝桢、李瀚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岑敏英、刘长佑、阎敬铭、张之洞、王文韶等近百人。从这部书札来看，与陈士杰书信往来的多为军政官员，反映了陈士杰从曾国藩湘军幕府，到回乡组织团练成立广武军，再到先后宦游鲁、闽、浙的工作和生活轨迹；展现了陈士杰忠君孝亲的家国情怀，善于识才、荐才的能力，以及对友朋的关切。

由于陈士杰身份特殊，因此这部书札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价值：

首先，书札这种私密性文书较少受到官方话语体系的修饰和制约，能够丰富正史的记载。在致同僚、师友的信件中，陈士杰吐露了募勇练兵的艰辛、粮饷筹集的困境、具体战役的态势变化，特别是从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五年（1866）十多年间，其在乡编练广武军并参与多次战事的情况。如同治四年（1865），陈士杰写信向曾国藩报告击溃霆营叛勇的经过：

士杰奔驰七昼七夜，始得邀击于桂阳县属之文明司。贼众勇少，以奇制胜。该叛勇六大队中，后四队以次败溃，惟前二队遁入山洞，时已昏黑，未便进攻，士杰以二营遮其前，暗抽三营绕向洞后截其去路，而大雨暴作，水深尺许……

双方的兵力配备、战斗过程、地理位置、天气等，都讲得比较清楚，弥补了官方文献有关记载的不足。

其次，从陈士杰的一些书札中也侧面反映出，光绪年间面临的日益紧迫的边防形势。书中收录了十六封陈士杰致左宗棠的书札，其中五封写于左率军收复新疆期间。如光绪二年（1876），闻左部收复乌鲁木齐后，时任山东按察使的陈士杰欣喜不已，特致函祝贺，并在信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英、俄之间相互牵制的关系，提出“制夷之道，莫如自强”。其后，光绪四年（1878），传闻俄国既允将伊犁八城退出，同时又暗中招亡纳叛，为此，陈士杰一面就左部所需协饷事宜与时任山东巡抚文格婉商，一面在信中为左宗棠鼓劲道：

查八城惟绥定、惠远高一丈七尺，周围四里三分，余尤卑小，以得胜之师蹴之，当如摧枯拉朽。

难能可贵的是，陈士杰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视，《陈侍郎书札》中有二十二封书信提及台湾。光绪五年（1879），陈士杰到闽以后，添募六营兵丁，分扎台湾、漳州、省城三处。在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书信中，他对当时日本侵略台湾的野心一语中的：

窃谓倭人所朝夕觊觎者在台湾，即吾人所宜并力防守者亦在台湾，守台湾即所以守各省门户。

其后数年，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朝廷先后在新疆、台湾设省。这也证明了陈士杰的远见卓识。

再者，这些书札是剖析湘军内部人际关系网络与政治生态的宝贵密钥。湘军之所以能形成强大战力，不仅源于其军事制度，更依赖于以地缘、学缘、亲缘为纽带构筑的复杂人际关系网。陈士杰当然属于“曾系人马”，从他与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等的书札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深厚的情谊。如同治年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多次写信给陈士杰，邀其出山。陈士杰以母亲年高，永、桂一带尚未安宁而婉拒，如《辞曾帅檄调募勇赴皖》：

而往者草茅新进，不以为不可教而收之门墙，虑其年少放越也，谆嘱携眷入都。悲其雨雪南旋也，衣履赏赐下及妻小。深恩未报，何日忘之？职道之迟回瞻顾，而未敢以身相许者，诚非逡巡畏缩，盖将有所待而情有所不忍也。

陈士杰回忆起咸丰元年（1851）在京中时，自己因丁父忧携眷南归，曾国藩恐途中天寒，赠以衣物的往事，知遇之感与谦恭之情跃然纸上。

湘军内部派系不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等或恃才傲物，或特立独行，在当时政坛甚至湘军集团内多为人指摘，甚或被视为异类，而陈士杰均能与之成为推心置腹的挚友。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称病回籍，居于长沙。这时，刚好陈士杰也遭遇了第一次弹劾，先被免职，到闽后方才官复按察使之职。他得知郭嵩焘因和副使刘锡鸿意见不合，决意退隐的消息后，写信给好友李云麟感叹：“郭筠老以议论不合，决意还山。此老诚不无偏见处，而众口之诋訾，则亦未免过甚也。”（《致李雨沧都统》）。

其四，陈士杰品性纯良，人脉广博，除湘军人物外，书札中还透露他与其他军政大员的交往互动，这对于探究彼时的政局和地方的一些情况，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如同治十三年（1874），陈士杰为母守孝三年后除服入京，途中，五月初八日（6月21日）经过天津时，受到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款接，至京后，他致书李鸿章，中云：

窃自思念，秋凉后尚欲得闲至津，以时谒见左右，冀闻致治保邦之略，然后寓书湘中故旧，使知中国已相司马公，无庸私忧过计也。

联系到这个时期，清廷大臣以李鸿章为首的枢臣和左宗棠为首的湘军系将帅矛盾渐显，两派围绕战与和，先固塞防与先固海防之争日趋激化。陈士杰试图缓解矛盾以维护大局的苦心可见一斑。

光绪三年（1877），山西因大旱发生饥荒，朝廷以陈士杰早年在户部工作时的同僚阎敬铭为钦差大臣视察赈务。作为山东按察使，陈士杰在该年十二月到次年六月间，多次与阎敬铭沟通募集和解送善款的具体事宜，并表示“保秦晋即所以保齐鲁”。这些书信，对于了解其时山东赈济外省饥荒的情况，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陈士杰在书信中向四川总督丁宝桢推荐自己的外甥夏时（后官至江西、陕西巡抚），以及能“以意创造马力机器，仿制马梯泥枪”的奇人曾昭吉，对于研究以上人物的早期经历，亦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综上所述，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陈士杰书札体现了晚清士人私人书牍的典型特征，在多维度上提升了我们对湘军集团、晚清军事政治转型以及社会变迁的认知层次。而对其文献价值的深入挖掘，正是将宏观历史记事与微观生命体验相联结的有益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整理者陈树同志的父亲书良教授曾同为全国青联委员，相识多年。陈树少年时敏而好学，我曾赠其拙编的《论语诠释》，并题“诗书传家”四字以示勉励，巧的是，这次我读《陈士杰集》偶然得知，作为桂阳陈士杰家族后人，陈树的祖父、父亲正好是诗字辈、书字辈，陈树本人是锡字辈。

时隔廿载，继《湖湘文库》之后，《湖湘文库续编》诸著作陆续面世，可谓湖南学术界的一大喜事，必将对湖南的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责编：伍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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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