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 | 新国大傅强教授2026年开学演讲：今日方知我是我

Peter Thiel的名著《从零到一》在商界脍炙人口，其精髓可以浓缩成一句断言：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这是经济学原理的直接推论：高度的市场竞争将持续压低价格趋近成本，最终超额利润归零，因此可持久的经济租值只存在于竞争缺席之处。

所以，企业家需要追求的，就是要彻底逃离同质竞争的陷阱：实现前所未有的创新，创造独一无二的产品，再设法筑起难以逾越的壁垒。正如Peter Thiel所说，垄断是所有成功生意的条件（monopoly is the condition for every successful business）。我们熟悉的很多学问，归根结底，多是筑墙的手册。

但是，今日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我们开始拥有AI这个前所未见的赋能手段。就像Sam Altman所说：“2005 年那一批YC公司花三个月才能做出来的东西，今天一个coding agent七分钟就能完成。” 编程、设计、研究、文案、推广，每一道环节都可能让人望而却步，而今，所有闸门都已开启，条条道路都已畅通。所以Sam Altman提到，现在是创业最好的时代。他甚至曾与人打赌，何时会出现估值达到十亿美元的一人公司。

NUS EMBA

但是，令人热血沸腾的AI创业叙事，无法逃避一个难以自洽的反讽。为你赋能的技术，也同样为千千万万人赋能；任何沟壑都会被迅速填平，所有创新都会被加速迭代，领先的窗口都将迅速关闭，最狭窄的赛道都可能无比拥挤。AI的赋能，似乎让我们无所不能，但同样的机制，又让我们的能力无比廉价。企业的估值，无非未来利润的折现，而超额利润，在供给侧的无限繁荣之中恐怕终成过眼烟云。

这就是 “AI时代的创业悖论”：如果一人公司真的遍地开花，那么一人独角兽就难以成立。

什么是AI时代的护城河？我们听到过很多说法，比如专有数据、网络效应、品牌与渠道、乃至组织能力，还有人说，审美、品味、判断和远见，这是机器无法复制的人类直觉。这些说法多数都在探讨什么是AI“尚且”不能，然后假定技术进步就此停驻。但历史证明，技术边界的扩张从不曾停歇，从围棋、编程、写作再到数学，每一次突破都会击碎旧有的幻觉。

如果所有的壁垒注定坍塌，如果持久的超额利润终不可守，那么我想请教诸位：创业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为什么仍要出发？

我想，这是今日商业世界中最严肃的问题，但我从未听到让我信服的答案。

或许，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我们习惯用经济结果来衡量创业的价值，于是把创业学异化为成功学, 却从未关注创业作为一种人类实践的意义。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似乎无比契合今天的主题：这就是Natality，所谓的诞生性。阿伦特认为，每一个人的诞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特质，就在于拥有开始的能力：To be human is to be able to begin。开始，并非因为预见了成功，真正的开始从来都是对未知的拥抱。

从这个角度而言，创业最根本的意义，或许并非去建立长青的伟业、永续的帝国，而是just to begin。你看到一个尚不存在的产品，一种未被满足的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你以行动将其带进这个世界。无论最终是否能造就独角兽，行动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世界既有的轨迹。

如果Natality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那么什么是AI时代的特殊意义？AI并未赋予我们开始的能力，但是它在极大降低开始的成本。你可能不再需要资本的输血、组织的支持、平台的赋能、经验的积累，就可以把灵感变成行动，把空想变成现实。这种过去被少数人享有的幸运，将可能成为更加普遍的人类实践，成为更多人可以亲身体验的生活方式(mode of living)。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是壁垒的坍塌；但从人的角度而言，这是创造的民主化。

更重要的是，当One-Person Company遍地开花，市场活动也不再是组织之间的碰撞，而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群之中个体的互动。所以我会认为，创业学（entrepreneurship）乃至管理学的研究都将面对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管理学首先着眼于组织，在未来，其焦点需要回到独立而纯粹的“人”。

那么，人之为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让我继续沿着阿伦特所处的思想源流向上游回溯，回到二十世纪欧洲大陆哲学最重要的源头：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我看来，胡塞尔改变了整个哲学的起点。

纵观历史，人类的叙事总是在寻找外在的参照来定义自我。宗教时代，人通过神来诠释自己。在现代社会，我们通过财富、职业、地位、社会关系来定义自己。胡塞尔则把哲学带回了人的真实体验，他关注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面对世界、感知世界、理解世界。

我想借用三个关键词来解释胡塞尔对我的启示。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诠释借用了后世哲人的引申，并不完全是胡塞尔的原义。

首先，胡塞尔以intentionality（意向性）来描述人与世界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我们的意识不是封闭而空洞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永远在与世界发生关联。而意义正是在我们感知、体验和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呈现。

这就带来了胡塞尔的第二个关键词：constitution（构成）。所谓意义，并非既成不变的客观存在，在安静地等待我们的发现，而是在我们与世界互动的实践中逐渐构成。[1]

于是，我们又有了胡塞尔的第三个关键词：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这个过程不是孤立主体的独白；我们与他人共享世界，人与人之间行动、经验、情感的相互映射与回应，让我们不断确认与修正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创业就是一种特殊的实践：你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交付于世界，然后等待一个诚实的回应。市场不问你的动机，不体谅你的辛劳，也不在意你对自己的期许，它只会逼迫你反复追问：你所理解的世界，是否真的如此。被接受，被拒绝，再修正，再出发：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迭代，更重要的是创业者对自身的发现、理解，乃至构成。

AI的价值或许远远超越了它对生产力的提振，更重要的，是它所赋予的自由、它所开启的可能。如果个体可以摆脱对平台的依赖，当组织不再是人与世界互动的必要中介，或许，创业不再仅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其真正的价值，是为更多的人推开一扇门，提供一条将自己投身于真实世界的通道，以独有的形式存在于人间。

Sam Altman所说“今天是创业最好的时代”，这可能更需要人类学的解读：打造独角兽并没有变得容易，但是创造可以成为更多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mode of living）、乃至存在的方式（mode of being）。

在33班的开学典礼上，我引用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晚年提出的问题。古腾堡印刷术让哲学洞见得以广泛传播，启蒙时代由此开启，思想的解放赋予人类探索自然的勇气，因此推动科学革命，塑造了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当今的时代却背道而驰：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技术已经产生，而它仍在寻找自己的指导哲学。[2]

两年前，我为此感到焦虑：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让我们驾驭一骑绝尘的科技？什么样的哲学才能在AI时代捍卫人的尊严？没有新的哲学导航，我们是否会被技术裹挟而迷失方向？

或许，我们一直把哲学想象成从天而降的神谕。我们等待下一个康德，期盼另一次启蒙，渴望有一套成熟的思想，可以按图索骥，在全新的世界找到应许之地。

现在，我开始相信：

Guiding philosophy is not given; it is constituted.

一个时代的哲学并非神授。它来自人对世界的拥抱，来自鲜活的生命之间的相遇、碰撞、冒犯与共情，来自我们在一次次开始、失败、创造与重新出发之中，对意义的共同构成。

我不再有两年前的焦虑。或许，AI的赋能可以允许更多人将自己的想象交付于世界，以独有的方式体验自我的存在。在这个讲台上，我已经站了七年，我想我的收获也大抵如此：重要的从来不是预知的教条，意义从来都是在求索中涌现。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一个与今天的场景更为攸关的问题：如果AI正在大幅提升知识与智力的可获得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聚首于此？

为此，我想引用一段我心目中中国古典文学最具光彩的篇章。

《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一生都在奔波。他做过军官，做过和尚，做过逃犯，做过草寇，又受了招安，替朝廷平叛。他喝酒，打架，杀人，救人，最终，他来到杭州六和寺。一天夜里，钱塘江潮声有如雷鸣，鲁智深从睡梦中惊醒，误以为是战鼓，抄起禅杖要抢出厮杀。寺僧告诉他：那不是战鼓，只是潮信。

鲁智深大笑之后，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偈子：

平生不修善果，
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绳，
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人的一生，多数是在被动地应答。比如鲁智深，削发为僧是赵员外的主意，法名智深是智真长老的期许，转投大相国寺又是智真长老的安置，落草为寇是走投无路的权宜，招安是梁山好汉的集体归宿，南征北战则是朝廷的驱策。每一次，都会有声音告诉他，他是谁，他要往何处去。那一夜又有了战鼓的召唤，但其实只是潮音。

潮信是天地间的自在，其意义来自于听潮之人。

我们习惯于用量化的尺度衡量价值，习惯于借助社会的标签定义身份，习惯于寻找权威的认可建立信心，习惯于通过与他人的竞争追求卓越。当技术的进步不断颠覆社会与市场的运行规则，当商业价值重构，当社会阶梯坍塌，当组织边界消融，当这些原本帮助我们定位与导航的坐标系一一消失，我们是否仍然还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你身上的标签都被时代的潮水冲刷殆尽，你将如何再次定义自己？当科技不断开启新的可能，你是否还能知道你的忠诚之所归附，你的热爱之所寄托，你的关怀之所牵绊，你的信仰之所承载？

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首的意义。不要让新国大EMBA的身份变成一张新的标签，请珍视这样一次脱离既定轨道的幸运：拥抱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灵魂，思考曾经匪夷所思的问题，触摸过去视而不见的可能，投身一个参差多态的世界。

愿这一段在新国大所开启的旅程，成为我们共同的 beginning。

注解：

[1]胡塞尔的“构造”（Konstitution）在其先验现象学中，指对象如何在意识中被给予、意义如何在意识的意向性关联中成立，并非本文所说的“意义在世界之中的实践里生成”。将构造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在世的活动，是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传统沿其所开辟的道路继续推进的结果，比如海德格尔的"上手性"（Zuhandenheit）、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性，皆在此列。本文所取的是这一传统的启示，是在当下语境中的一种解读，而非对胡塞尔本人思想的还原。

[2]Henry Kissinger, “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 The Atlantic, June 2018.

教授简介

傅强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教务长讲席教授

中文EMBA学术主任

全球知名经济学家与博弈论学者

傅强教授自2005年起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主讲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国际金融课程，曾多次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EMBA最佳教授及最受欢迎教师。2020年，出任新国大中文EMBA中文学术主任，在疫情中带领项目战略转型。他将项目定位为“通往世界的窗口”，帮助华人企业家出海全球化。在短短两年内，成功推动项目完成转型，此案例荣获誉有高教界奥斯卡之称的 《泰晤士高等教育奖国际战略大奖》。在他的带领下，新国大中文EMBA在近年QS排名中持续取得优异成绩：2026年最新排名位列全球第14、亚洲第1，全球前30中唯一的中文项目，也是唯一上榜的亚洲院校。如今，新国大中文EMBA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最具声望的EMBA项目。

傅强教授曾两度被评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40岁以下商科教授，为众多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高管提供教学与咨询服务，担任董事及监事职务。并连续多年担任 《哈佛商业评论》卓越管理大奖评审委员与《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华人精英100”评审委员。他专注于应用对策论的理论研究，曾获邀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Max Planck公共税收与法律研究所及加拿大CIREQ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学术成果广泛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等国际顶级期刊。傅强教授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后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内容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