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战友给钟炳昌介绍对象：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校花，要不要考虑？

1953年，秦皇岛驻地，钟炳昌陪同肖华检查部队工作。饭后闲谈，肖华注意到他身上的旧衣服，笑着问：“你这件衣服穿了多久？”钟炳昌只说：“还能穿，补一补就行。”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倒很符合这位老红军的性格。

多年以后，家人回忆，钟炳昌对衣食住行没有太多要求。衣服破了，妻子张曼就替他缝补；家具用了几十年，仍舍不得更换。这样的生活习惯，并非刻意做给别人看，而是从战争年代一路带过来的。

真正改变他生活轨迹的，还是1944年秋天那次突然的相亲。

当年9月，钟炳昌即将调任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35团政治委员。临行前，战友们凑在一起吃了顿饭，菜里难得有一份红烧肉，还有一瓶枣酒。饭局散去后，丁荣旋把他拉到住处。丁荣旋夫妇没有急着谈工作，反而问起他的个人生活。

钟炳昌听出了不寻常，便直接问：“你们是不是有事要说？”丁荣旋也不绕弯子：“给你介绍一位同志，白求恩医科学校的好学生，要不要见见？”

这句话让钟炳昌有些措手不及。他十几岁参加红军，长期在部队生活，行军、作战、转移几乎填满了青年时期。1935年1月，红一军团行进到土城附近时遭遇空袭，他曾扑在伤员身上保护战友，自己负伤不轻。这样的经历，使成家一事始终排在个人生活之后。

还有一个原因。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钟炳昌不太善于同女同志交谈，见面时甚至容易脸红。可丁荣旋夫妇介绍的张曼，确实让他认真考虑起来。

张曼是河北行唐人，22岁。抗战前，她曾在当地教书，1938年参加抗日活动，后来进入八路军系统创办的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为避免牵连家人，她改用了“张曼”这个名字。她原名张青云，父亲是一名老中医，取名时寄托着女儿奋发向上的期望。

张曼在白求恩医科学校军医班第5期学习，因身体原因延长了一年学业。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实习，随后留在部队担任随军医生。她所面对的不是安稳的诊室，而是转移中的伤员、简陋的药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

钟炳昌听完介绍，只说：“让我再想想。”这不是推辞。他明白，婚姻不能只凭别人几句话决定，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草率对待一位女同志。

那天夜里，他独自走在小路上，反复掂量这件事。年龄已经到了，张曼的经历和性格也让他认可。若连面都不见，反倒显得失礼。想清楚后，他转身去了张曼住处。

屋里只有一盏小油灯。钟炳昌一开口，便像作工作汇报：“张曼同志，你好！我叫钟炳昌，江西人，今年29岁，1932年参加革命，是党员。”说到这里，他自己也察觉太过正式。张曼笑了，他也跟着笑，原本拘谨的气氛就此松开。

两人当晚确定了恋爱关系，但相处方式仍很朴素。第二天，钟炳昌赶往35团驻地，第三天便写信给张曼。信件往来不长，却十分稳定。钟炳昌还注意到，张曼的字洒脱有力，颇像男同志的笔迹。

1945年春，两人在平山县小米峪村结婚。钟炳昌当时30岁，按照当时部队有关规定，团级干部达到规定年龄后，婚事才获得批准。战争没有给新婚夫妻多少安稳时间，却让他们很快学会了相互体谅。

1950年秋，部队正在天津一带参加生产和训练，庄稼长势很好。10月22日，钟炳昌突然接到军部开会通知。66军奉命赶赴安东待命，准备入朝。命令来得极快，部队没有完整的动员，也没有充足的换装时间。

有些战士原以为只是紧急集合，甚至把被服和用具留在农场。钟炳昌只能让警卫员临时买些槽子糕充作干粮。10月24日，部队带着田里的泥土登上火车，25日抵达安东，26日夜渡过鸭绿江。

出发时，随军家属中有人落泪，张曼也第一次流下眼泪。她明白丈夫此行意味着什么，却没有阻拦。夫妻共同经历过抗日战争，谁都知道军人的命令一旦下达，个人的牵挂只能放在心里。

入朝后，钟炳昌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至第四次战役。第三次战役前，他在动员会上问大家，太原战役中哪个部队最先登上太原城头。台下齐声回答：“是我们！”他接着说：“那就继续发扬敢于争先的精神。”

1950年12月31日晚，部队向三八线附近攻击阵地开进。第二天就是元旦，指挥所里却连一顿像样的饭都难以安排。司务长拿着空米袋发愁，钟炳昌便说：“米不多，就煮一锅抗美援朝粥。”

这顿饭很简单。有人想起天津农场的小麦，想起国内平静的生活，也有人想起远方的家人。钟炳昌没有把思念说出口，只是在空闲时写信。对他和张曼而言，书信既是问候，也是确认彼此平安的方式。

1951年3月，66军奉命回国休整。此后，钟炳昌先后担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工作范围更广，却仍保持着旧日习惯。肖华在秦皇岛检查工作期间，他还谈到部队用文艺形式讲述长征故事的做法。后来，《长征组歌》的创作与传播，正是在这样的革命传统教育氛围中逐渐展开。

钟炳昌常把长征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要求他们节约粮食、水和电。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仍穿草鞋散步，中山装洗得露出白边也继续穿。张曼陪他走过战火、转业和家庭生活，缝补衣物只是其中最细小的一件事。

1988年，钟炳昌患病接受治疗，张曼和孩子们曾商量怎样告诉他。得知情况后，他只是说：“既来之，则安之，我配合治疗。”1999年病情再次出现，他仍按医生安排接受治疗。那段始于小油灯下的婚姻，就这样在一封封书信、一次次离别和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