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当京官平时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补阙一千年

同治二年深秋，北京宣武门外保安寺街，一个操着绍兴口音的中年男人站在一座旧宅门前，手里攥着刚领到的户部候补郎中委任状，看着门楣上斑驳的漆皮，沉默了很久。

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距离他初次赴京谋求功名已经过去四年。

为了这张薄纸，家中变卖了数十亩田产，母亲托人送来的捐资中途还被人挪用，东拼西凑才补交了余款。

他叫李慈铭，浙江会稽人，此后三十年，他将在这条街上反复搬进搬出，在户部衙门里熬过一个又一个候补的春秋，在日记中写下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自嘲——“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

清朝京官的生活，长久以来被“清苦”二字笼统概括，却鲜有人细究这份清苦具体如何熬过，又为何难以挣脱。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与后世学者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罕见的答案。

张德昌以李氏日记中散落的物价、收支数据为基础，逐条整理出他三十余年间每年的收入表与支出表，旁考其他文献，还原出一个京官真实的生存图景。

一

京官的收入，主要来自三条途径：官俸养廉、印结银和外官馈赠。

三条路没有哪一条足以独立支撑生活，但它们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似体面、实则脆弱的收入结构。

按照清朝制度，京官俸禄按品级发放。

据《清史稿》记载，正从一品岁支俸银一百八十两，正从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以下依次递减。

李慈铭所任户部郎中为五品，年俸不过八十两银子，外加按品级配给的禄米。

若仅看俸禄，这个数额对于一个需要在北京维持“体面生活”的五品官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印结银是京官收入中极为特殊的一项。

清朝各省人士进京办理捐官事宜，需要同乡京官出具盖印的保结文书，证明其身世、履历清白无伪。

出具保结的京官每月可从印结局分得一次银两，这就是印结银。

光绪年间刊行的杨寿枏《觉花寮杂记》中说，京官“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而“月得数十金，既充然有余”。

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亦称，京官“生活之需多仰给于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大宗收入为印结费”。

但印结银的数额并不稳定，李慈铭日记中记有一段窘迫的实况：“年节各师门酬应并衙门酬应，而冬腊印结，向来不旺，前十月甚至分到四两零。”

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印结银虽然被寄予厚望，其实际到手却常常远低于预期。

外官馈赠则是第三条途径，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条。

所谓“冰敬”“炭敬”“别敬”，是外省官员以夏季购冰消暑、冬季买炭取暖、离京告别为名，向京官赠送的银钱。

道光、咸丰以前，夏有冰敬，冬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此为官场通例。

同治、光绪以后，冰敬不再遍及京官，转为督抚送给军机处官员的专项礼金，普通京官只剩下冬季的炭敬。

清末名臣冯桂芬曾直言：“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同治、光绪年间，这些馈赠的数额从数两、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偶尔有人送过千金，已足以惊人耳目。

以李慈铭光绪十三年为例，他当年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年所得官俸及养廉银合计仅一百三十五两，外加约一千二百市斤的糙米，折合下来月均不过一千余元人民币。

然而他的工资外收入——印结银、馈赠、书院束修、礼品四项加总——合计超过两千零六十两银子，是其正式收入的十五倍。

这是京官收入的真相：表面的俸禄只是一层薄薄的门面，门面之下，灰色收入的暗流才是真正支撑生活运转的力量。

二

收入如此，开销更为触目。

京官不享有住房补贴，解决居所的方式无非自购、自建、寄居会馆或租房。

清代北京的会馆可以为同乡举子和京官提供住处，不收房租，但条件有限，只供应开水。

稍有品级的官员为维持体面，大多选择在宣南一带租住小四合院。

曾国藩在京为翰林时，租房开销花去一百零七两白银，已是各项支出中最大的一笔。

更窘迫的例子如一位李姓京官，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六十六两九钱五分，光房租就占去了他薪俸的一半。

李慈铭本人的租赁记录也不轻松，他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往往还要额外支出搬家费和装修费，这些零散开支加起来，对一个年俸八十两的五品官而言，不啻为沉重负担。

衣着方面，清代官服种类繁多，按品级定质地、定颜色，且须官员自行购置。

方头朝靴、蟒袍补褂、顶戴花翎，每一项都有规制，不能含糊。

清前期京官流行穿方头朝靴，同辈之间以此相认。

到了道光年间，翰林们的起居服食“局面一变”，开始使用后档车，甚至有人前呼后拥。

然而这种场面多半是靠借贷撑起来的，“负债亦多，有至二三万者”。

面子的代价，最终是债务。

吃饭问题同样绕不开社交。

京官之间的宴饮应酬是官场运转的润滑剂，也是个人开销中的无底洞。

团拜是同乡和同僚之间的定期聚会，既保持祭祀古风，又设有宴饮唱和，甚至邀请戏班演出。

此外还有更为私密的冶游——到堂子里招歌郎陪酒。

李慈铭日记中对此毫不讳言，隔三差五便是“听某郎唱戏”“呼某郎佐酒”“夜饮某家，三更乃罢”。

同治四年正月十四，他到一家叫“景和堂”的地方赴宴、招歌郎陪酒，这家堂子的主人叫蕙仙，正是后来名动天下的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

据齐如山回忆，光绪年间京城先后总计有一百多处相公堂子，南城大约有六百个有名的伶人参与其中。

堂子里的开销不菲，但真正让京官不堪重负的，是那些“不得不花”的礼数。

北京各部院衙门有个不成文的传统，下级官吏逢年过节要向长官送节礼，对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都要送红包，对本衙门的茶房、皂吏须按节犒赏，对传达消息的仆役更要有额外奖赏。

这些日常“例行开支”逐月累积，使京官的开销远超其正式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

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一笔账，普通京官一年的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

曾国藩在翰林院时期的经济状况，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窘”，借贷和哭穷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为官之人，竟常常需要典当衣物以度日，甚至“不能举火”，米缸见底，无法生火做饭。

三

然而，京官日常中最令人费解的，并非贫穷本身，而是贫穷与闲散并存的状态。

李慈铭的户部工作，按制度应当包括审核江南各司的钱粮账目、稽核织造支销和驻防俸饷等事务。

但实际情形与制度设计相去甚远。

他一年中基本不去衙门，只在报到时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余时间在家中度过。

户部各司设有满、汉两个郎中，满郎中是一把手，握有实权；汉郎中只能办实事，权力有限。

李慈铭既无实权，又不怎么办事，充其量是个名义上的官员。

当时朝中有人批评京官办事“退缩、琐屑”，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李慈铭的做派正是这种风气的缩影。

那么，他每天做什么呢？

逛琉璃厂书肆是他日常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

琉璃厂自乾隆年间起就是京师文人访书问学的中心，李文藻曾撰《琉璃厂书肆记》详述其盛况。

曾国藩在京期间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日记中写道：“饭后，拜客数家，走琉璃厂买寿屏纸，买书，日旰方归……是日在厂肆流连太久。”

李慈铭第一次逛厂甸的时间与翁同龢同为咸丰十年，两人还曾在同一年的正月十三日分别去了厂甸。

在琉璃厂淘书、访友、写日记，构成了他京官生涯中最充实的时光。

同治二年他的支出中有“书籍文具”一项，合计花费二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文，其中仅日记簿就买了三册，共花六千文。

他的日常开销中，最大金额的一项就是买书。

这种“工作空转”的状态并非李慈铭一人独有。

京官的日常，往往是上午去衙门画个诺，下午便回到书斋或茶肆，日子在书页翻动声和朋友谈笑声中缓缓流逝。

但表面的闲适之下，是始终挥之不去的经济焦虑。

一个每月只能依靠印结银和馈赠勉强周转的京官，一旦馈赠断流，生活便立刻陷入困境。

四

京官经济上的困窘，本质上是制度性的。

清朝的俸禄制度沿袭明代旧制，品级俸禄极低，却要求官员维持与其身份相称的体面生活。

京官没有外官那样直接在地方上获取灰色收入的空间，只能被动地依赖外官的馈赠和印结银的分配。

这种依赖关系决定了京官在权力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名义上居于中央，实际上仰食于地方。

候补制度加剧了这种困境。

李慈铭三十五岁以捐纳得户部候补郎中，但“候补”二字意味着他只是一个等待实缺的编外人员。

据清代制度，京官正途到部，“须十五年后，方得补缺”。

李慈铭候补多年，直到五十一岁才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六十二岁才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

他给自己刻的那副对联——“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不是文人式的自嘲，而是对制度性壅滞的真切体认。

升迁的规则，才学与后台之间的拉扯尤为残酷。

清代规定，贡监出身的官员必须经堂官或督抚保举才能升任京职和正印官，郎中以下还须试俸三年方许升转。

这套制度的本意在于甄别人才，实际运作中却往往取决于人际关系和后台背景。

李慈铭初到京师时曾馆于大学士周祖培府上，借此得以结识潘曾绶、潘祖荫父子，由此扩大交往范围。

没有这层关系，一个出身捐途的浙江书生几乎不可能在京城立足。

与此同时，京官与百姓之间的生活差距，构成了一道无声的道德裂痕。

清代普通百姓一家一年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属小康。

而京官一年花费三百多两银子，才勉强算“自给”。

这个差距不是单纯的生活水平差异，而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刚性要求——官服不能不穿，房租不能太省，社交应酬不能不去。

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记录了乾嘉年间翰林的窘况：十余年冷署，出门只能步行，或者雇骡车，从没有人养得起车马。

京师有谚语说“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

这句笑话背后，是一个群体被迫以体面的方式维持贫困的荒诞。

李慈铭晚年曾给自己定下七条戒律：“一曰不答外官，二曰不交翰林，三曰不礼名士，四曰不齿富人，五曰不认天下同年，六曰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曰不与婚寿庆贺。”

他一生骂考官“不识字”，骂士子“不知羞”，骂官场“贪弊成风”，骂得痛快，却也活得困顿。

他舍不得给家里寄钱，却舍得为歌郎掏钱、写诗、求画。

他在日记中抱怨印结银分得太少，却又不得不依赖这笔收入维持体面。

清高与生计之间的撕扯，在京官群体中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远非李慈铭一人所独有。

五

张德昌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一书的结尾处写道，京官“既讲求居处、冶游应酬，导致花费浩繁，又屡屡陷入极端贫困，甚至靠典质为生”。

他们的贫穷，不是因为俸禄低到无法生存，而是因为维持一个“官”的身份所需要的开销，远远超过了制度所给予的合法收入。

京官不愿过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要的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差别，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然而这种差别的代价，是终身被债务和人情所捆绑。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慈铭在北京病故，年六十五岁。

他留下的《越缦堂日记》计有十八集之多，与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

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在保安寺街的每一次搬迁，记下了每一笔书籍的开销，记下了每一场宴饮的宾客，也记下了每一次印结银分到手时的数额。

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最终汇成了一部京官生活的账簿——俸禄八十两，印结银数十两，炭敬若干两，房租八千文，书费二十一万文，宴饮不计其数。

账簿的末尾，没有盈余。

保安寺街的旧宅早已不存，琉璃厂的书肆换了无数主人。

但那些日记还在，一笔一划记录着一个五品京官在王朝末年的日常。

翻开任何一页，看到的都是同一个背影：在清晨的薄雾中穿过宣武门，到户部衙门画一个诺，然后转身走进琉璃厂的旧书铺，一直流连到日落方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