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北京，授衔仪式正在举行，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将领穿上礼服，接受国家授予的军衔。耿飚却没有出现在会场。他当时正在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身份已从战场上的指挥员变成了新中国的外交代表。
少了这样一位老战友，许世友自然会觉得有些遗憾。后来两人谈起授衔，许世友半开玩笑地问：“如果你参加授衔，觉得会是什么军衔？”耿飚的回答更干脆：“别人不敢说，肯定在你前面。”
这句话听着狂，却并非真的较劲。两人相识于战火，也熟悉彼此的脾气。许世友性情豪爽，耿飚同样直来直去，关系到了这个份上，玩笑说得重一些，反而显得亲近。
耿飚190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少年时期随家人到湘南生活。那个年代，贫苦家庭的孩子很难选择自己的道路。他十几岁便进入矿场做工，繁重劳动和压迫待遇，让这个年轻人很早就接触到社会底层的真实处境。
水口山工人运动兴起后，耿飚逐渐参加进步活动。工人罢工、农民斗争和地方武装行动，使他从一个矿工走上革命道路。他不是从军校里培养出来的将领，许多本领都是在险恶环境中一点点磨出来的。
红军作战时，耿飚有个特点很突出：敢到最危险的地方看情况，却不是只凭一股蛮劲。面对敌人火力封锁，他常常先观察射击位置，再寻找薄弱环节，随后组织部队从侧面突破。战士们称他“耿猛子”，这个“猛”字背后，其实还有善于判断和临机处置的一面。
1930年前后，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接连展开。一次战斗中，红军部队被敌军压在低洼地带，正面冲击多次受阻。耿飚没有急着让部队硬冲，而是冒着危险接近前沿，通过敌军火力暴露的位置，判断出机枪阵地的大致方向。
随后，突击力量转向敌军侧后，突然开火，原本严密的封锁出现缺口。红军抓住机会展开攻击，战局很快发生变化。这样的战斗经历，让耿飚逐渐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真正让他受到严峻考验的，是1934年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时，敌我力量悬殊，战斗持续时间长，部队伤亡极大。耿飚所在部队承担阻击和掩护任务，必须用有限兵力拖住追击之敌，为后续行动争取时间。
战场上的命令往往只有几个字，执行起来却要付出极大代价。阵地反复争夺，炮火不断落下，部队在极度疲惫中坚持作战。耿飚带头靠前指挥，和战士一起守住阵地。湘江战役之后，许多红军干部都更加清楚，革命并不是口号，而是用无数人的牺牲换来的推进。
长征到达陕北后，耿飚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也是在这一时期与许世友有了更多接触。许世友早年习武，军中早已传开他的拳脚功夫。耿飚也学过武术，两人见面后，难免谈到身手和战场上的胆量。
有一次，两人在操场上聊天，许世友兴致上来，提出要和耿飚过几招。耿飚没有硬接，只笑着说：“南拳北腿，未必分得出高下。”接着又说：“真打伤了谁，都不好交代，还是你先练一套。”
许世友听后并不恼火，当场打了一套拳。旁人看得起劲，耿飚却看出了其中的根底。许世友的动作沉稳有力，招式带着少林武术的痕迹。两人没有真正交手，彼此的性格和本事却在这场玩笑中看得更加明白。
1949年以后，新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既缺少外交干部，也需要熟悉军事、了解革命历史的人参与对外工作。周恩来考虑再三，把耿飚调往外交战线。对一个长期在枪林弹雨中工作的将领来说，这不是简单换个岗位，而是进入另一种没有硝烟的较量。
耿飚起初也需要适应。外交场合讲究分寸，文件和谈判不能靠战场上的口令解决。但他的优势同样明显：熟悉国际形势对军事的影响，敢于坚持原则，遇到关键问题不绕弯子。担任驻外大使期间，他认真执行国家外交方针，在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
1955年授衔时，耿飚不在国内，因此没有参加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授衔仪式。需要说明的是，军衔评定并不是单纯比较谁打仗勇敢，还要综合革命资历、职务、战功和当时的工作岗位。耿飚若当时参会，具体军衔仍应以正式评定为准，不能只凭一句玩笑断定。
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因为他的长期军事实践、指挥贡献和所任职务。耿飚的经历则更为特殊，他既是红军时期的战将，又长期承担外交工作。两人的道路不同，不能简单拿一场授衔排出高低。
1960年，耿飚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此后继续参与重要外交事务。他在军队中形成的果断作风，并没有因工作环境改变而消失；只是战场上的冲锋，变成了谈判桌前对原则的坚持。许世友那句问话，耿飚那句回答，真正有分量的地方，不在“谁排在前面”，而在两位老将军之间那份经战火检验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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