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北京，吴晗去世后，年纪尚轻的养女吴小彦常常站在街边，神情恍惚地问人：“人死了，还会流泪吗？”这句话听来令人心惊，却也让人明白，她承受的并不只是失去父亲的悲痛。
不久之后，袁震也离开了人世。父母相继去世，吴小彦一下失去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她反复念叨：“父亲母亲一生不同纱帐，死也未能共穴。”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因为它说出的，是一个孩子对家庭破碎最直接的感受。
吴晗与袁震的婚姻，并不是从安稳日子里开始的。相识之时，袁震长期被疾病折磨，肺病、骨结核接连而来，身体一度被固定在病床上。她有才华，有性情，却也清楚自己的病可能拖累别人。
袁震出身书香门第，曾求学于武汉大学，后来进入清华学习。她关心国家局势，参加进步活动，也写文章表达对社会现实的看法。疾病使她失去了正常求学的机会，却没有让她放弃读书和思考。
吴晗当时已是清华的青年学者。一次探访中，袁震谈起他的文章，分析得十分细致。吴晗原以为病床上的她只是需要安慰，没想到对方对学术问题颇有见地，谈话很快从寒暄变成了思想上的交锋。
有意思的是，吴晗后来常常到医院去看她。袁震担心自己成为负担，曾劝他说：“你还是好自为之吧。”吴晗没有绕弯子，只回答：“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后悔。”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解后的选择。
为了照顾袁震，吴晗想了不少办法。他不愿直接施舍，便请袁震的姐姐替自己抄录资料，把钱作为稿酬交给她。这样既解了燃眉之急，也保全了袁震的自尊。两个人都不宽裕，却都尽量不让对方难堪。
抗战爆发后，吴晗前往西南任教，袁震仍留在北方养病。两地相隔，交通阻断，书信往来极为不易。袁震身体稍有好转，便在亲人的帮助下辗转南下。1939年，他们终于在昆明相聚，并于当年结为夫妻。
婚后的生活远没有旁人想象得轻松。袁震患有妇科疾病，反复出血，需要输血和治疗。吴晗与她血型相合，曾多次献血，身体也因此变得虚弱。袁震知道后劝他：“你的责任太重，不能再这样下去。”吴晗却说：“只要能让你多好一些，少吃些苦也值得。”
那段日子里，吴晗既要教书，又要料理家务，还要筹措医药费。他穿旧衣，穿旧鞋，舍不得添置不必要的东西。家里买不起好肉，便买便宜的骨头熬汤给袁震补身体。自己的书看得珍惜，到了实在无计可施时，也只能一册册卖掉。
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说老师家中困难，曾提出捐款和献血。吴晗很感动，却没有接受捐款。他知道许多学生也是从战乱中逃到后方，生活同样艰苦。这个决定未必能解决问题，却体现了他一贯的性格：可以承受自己的困顿，不愿把负担转给别人。
袁震并非只是吴晗身后的照料者。身体允许时，她会替吴晗校订文章，推敲文字，补充史料。吴晗的许多学术成果，都凝聚着她的心力。两人一个负责写作，一个认真核阅，书房里的相互扶持，构成了这段婚姻最稳定的部分。
他们没有亲生子女，便领养了女儿吴小彦，后来又收养了男孩吴小双。对吴晗和袁震来说，家庭并不只是血缘关系，更是彼此照看、共同承担的生活。孩子们的到来，也让长期被疾病和贫困笼罩的屋子里，多了几分日常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承担了文化和政务方面的工作，袁震则继续以学术助手的身份陪伴他。外界更容易看到吴晗的职务与文章，却不一定看得到袁震在病痛中所做的细碎工作。她没有站在聚光之下，却一直参与着这个家庭和学术世界的运转。
1969年，吴晗离世。经历长期病痛的袁震，也在不久后去世。吴小彦难以接受接连失去双亲的现实，才会在街头反复追问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不同纱帐，死也未能共穴”，并不是一句修饰性的感叹，而是她对父母一生相依、最终却未能并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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