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北京天安门城楼，周恩来在检查开国大典布置时，目光停在毛泽东画像下方，现场忽然安静下来。画像旁原本安排了“为人民服务”和毛泽东签名，这个细节看似平常，却让周恩来当场提出疑问：“这是谁的主意？”
这段往事并未出现在所有公开材料中，后来参与城楼美术布置的森茂曾回忆，周恩来看到后认为不妥，要求立即改掉。也正因为这件小事，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处深色衣襟和补上的纽扣，留下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历史细节。
开国大典的筹备，并不是简单搭台、挂旗、举行仪式。1949年7月以后，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具体统筹，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参与其间。典礼、阅兵和群众游行，三件大事彼此牵连，任何一处出错，都可能影响全局。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远没有后来这样整洁开阔。城楼周边杂草丛生，长期积存的垃圾既影响通行，也带来卫生问题。为了赶在典礼前完成清理，机关人员、工人和青年群众一起动手，有人拿铁锹，有人用锄头，工具不够，便徒手搬运砖石。
广场清理只是第一步。城楼需要修缮，墙面要重新粉刷，灯笼、标语、旗帜和画像也要统一安排。更棘手的是，国旗图案当时尚未最终确定，天安门的整体装饰却不能无限期等待，只能在反复讨论中同步推进。
关于国旗，曾有方案采用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横线的设计。张治中看过后提出意见，认为横线把红旗分开，寓意不够妥当，也难以准确表现河流。毛泽东听取意见后没有固执己见，而是表示还应继续听取各方看法。后来确定的五星红旗，正是在多次讨论和修改中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城楼灯笼的设计反而较早得到认可。负责美术工作的苏凡安排小野泽亘、森茂等人研究方案，最后确定悬挂八个大灯笼。周恩来亲自检查布置，尺寸、位置、色彩都要与城楼结构相称，不能只图热闹。
一天夜里，森茂接到通知，说城楼布置有几处需要返工。周恩来检查毛泽东画像时，注意到画像下方的文字和签名，随即问道：“毛主席怎么能自己署名？”随后，他明确要求：“马上涂掉。”
这并非对毛泽东本人的否定，而是对公共政治形象的慎重处理。在新政权即将诞生的时刻，城楼上的画像面对的是全国人民和各国来宾。若在领袖画像下再放置本人签名，容易造成个人标榜的观感，与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谦虚谨慎并不协调。
森茂后来回忆，文字和画像部分相连，不能简单擦除，只能把那一块改成衣襟，再补上一枚纽扣。重新上色后，他还担心油漆的颜色与原画不同，远看会不会留下痕迹。结果在后来拍摄的影像中，毛泽东画像衣襟下方确实能看到一道较深的边，只是多数人并未留意。
周恩来之所以反应迅速，和他熟悉毛泽东的处事风格有关。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胜利之后可能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等情绪，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对这句话，他并不是只要求别人做到。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公务极其繁重，仍邀请老师徐特立到北京相聚。席间准备的是家常菜，他还客气地说：“菜不多，请老师谅解。”徐特立则回答：“人意好，水也是甜的。”一顿饭的安排，透露出毛泽东对师长的尊重，也说明他的生活习惯并未因地位变化而改变。
周恩来同样反对把个人故居变成特殊场所。淮安方面有人希望开放他的出生地供人参观，他得知后曾劝亲属，不妨引导群众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并提出房屋可以拆除，用于建设工厂或学校。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他要求修改画像签名的态度是一致的。
因此，森茂所说的“涂掉签名”，更像是开国大典筹备中一次临场纠偏。它没有改变典礼的宏大安排，却保留了那一代领导人对公共形象、组织纪律和个人作风的分寸感。天安门城楼上的那枚补画纽扣，也由此成为许多开国照片中不易被察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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