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一个穿着棉袍，戴着礼帽，手里还拎着雨伞，像赶路的商人；一个牵着战马，刚从街巷间走过。两人擦肩而过时，谁也没有立刻认出对方。
耿飚走出几步，忽然停了下来。那个背影太熟悉了，走路的姿态、肩膀的动作，甚至回头观察时的神情，都让他想起了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他翻身上马，追上去拦住了前面的“商人”。
“徐总指挥，是你吗？”
徐向前心里一紧，待看清来人后，才低声喊道：“耿飚！”
这一声呼喊，发生在西路军最困难的时刻。它不只是战友相认，更意味着一名长期失联的高级指挥员，终于找到了能够接应自己的部队。
西路军的困境，源于一项极为艰难的战略任务。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中共中央曾制定宁夏战役计划，试图夺取宁夏，打通同苏联联系的通道。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转进。
由于河东红军受到敌军牵制，原定计划难以继续实施。部队后来改称西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向甘肃西部推进，试图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寻找新的交通路线。
这支部队约两万多人。人数不少，处境却很险。
河西走廊地形狭长，补给困难，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又熟悉当地地形。西路军进入古浪、永昌、凉州一带后，连续遭遇强敌阻击。古浪之战持续数日，红军伤亡严重；此后在永昌、凉州一线的战斗中，部队始终没有摆脱被围追堵截的局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还奉命牵制河西敌军，以策应河东局势。部队在严寒、缺粮和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苦战多日，客观上减轻了河东红军所承受的压力。
有意思的是，西路军当时并非一开始就陷入绝境。1937年1月，红五军攻占临泽、高台，部队一度准备继续向西推进。然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局势再次变化，蒋介石被送回南京并被扣押的张学良受到控制，西安方面内部也出现动荡，河东红军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西路军由此失去有力策应，只能独自面对河西敌军。
高台失守，是西路军遭受的重大打击。红五军在弹药耗尽后仍坚持抵抗，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大批官兵牺牲。救援部队在途中遭到阻击，未能扭转战局。临泽突围后，西路军兵力、粮食和弹药都难以补充，继续西进已不现实。
中央随后指示部队东返。可马家军很快发现了西路军的行动，重兵层层堵截。徐向前只得率部退回倪家营子，在狭小区域内坚持作战。持续数十日的战斗中，西路军多次击退进攻，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突围时，部队只能边打边撤，向祁连山方向转移。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在康隆寺一带再次遭到骑兵追击，建制被冲散，许多官兵牺牲或被俘，能够集中起来的人员已经很少。
徐向前清点残部后，决定与陈昌浩分头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为避免目标过大，同行人员分散行动。途中，警卫人员相继牺牲，陈昌浩又因病无法继续赶路，徐向前只好独自上路。
那时，敌军正在沿途搜捕西路军干部，城镇街头张贴着悬赏告示。徐向前不敢暴露身份，只能改变装束，压低帽檐，混在普通行人中赶路。一个熟悉战场的高级指挥员，就这样变成了市井人群中的普通商人。
与此同时，援西军到达陕甘一带后，得知西路军已经严重失散。刘伯承、张浩率部停止继续西进，并安排耿飚等人留下，搜索和接应失散人员。耿飚没有只等消息，而是带人进入乡镇，逐处寻找西路军将士。
于是，才有了镇原街头那次相遇。
耿飚确认身份后，立即设法保护徐向前，并将他安全护送回延安。此后，他又陆续找到数百名失散人员。西路军余部中，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领部分人员继续寻找归队道路，许多人历经艰险，最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向前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西路军幸存将士也陆续进入抗日战场。那张贴在街头的悬赏告示，后来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而“徐总指挥”这声呼喊，却成为1937年西路军失散人员重新接上组织的一次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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