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5月6日，英国牛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病榻上走完了58年人生。她没有把遗嘱留给美国亲属，也没有要求葬回故乡，而是交代友人：遗体火化，骨灰送往中国，遗留财产交朱德处理。
这份遗嘱后来被不断转述，渐渐形成了“美国女作家把全部遗产送给朱德”的说法。严格说来，朱德并不是她意义上的私人继承人。史沫特莱是希望这笔钱用于中国革命事业，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相关的工作。标题中的“留给朱德”，更接近一种政治信任，而不是个人馈赠。
她1892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困家庭。父亲长期酗酒，母亲靠艰苦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史沫特莱很早便离开学校谋生，做过报童、女工，也辗转接受过教育。贫穷让她很早明白，许多人的困境，并不是个人懒惰造成的。
成年后，她来到纽约，参加妇女解放和劳工运动，开始为报刊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她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亚洲。中国在她眼中不只是古老、遥远的东方，更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军阀和社会不平等层层挤压的国家。
1928年11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她原本以记者身份观察中国，却很快发现，现实远比书本复杂。街头的工人运动、学生抗争、租界制度和贫民生活，使她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矛盾并非几篇新闻能够交代清楚。
她开始采访工人、学生、妇女和普通市民，把他们的遭遇写进文章。她尤其关注女性命运：贫困、包办婚姻、家庭暴力和战争流离，在不同阶层反复出现。她写得很直接，甚至不惜得罪报社和当局，因为在她看来，记者不能只报道胜利者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她与中国作家的联系，也并非停留在书斋里。史沫特莱敬重鲁迅，曾推动有关文章和思想在海外传播。她认为，鲁迅文字中的锋利，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技巧，而是对麻木和压迫的公开质问。
这种立场使她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警惕。她曾遭遇监视、审查和人身威胁，行动也受到限制。报社催促她回国，她却没有立即离开。对史沫特莱而言，中国已经不再只是报道对象，而是她亲眼见过、亲自接触过的人们。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她曾在西北地区采访和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继续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生活。她不满足于转述战报，而是把镜头对准伤员、难民、农村妇女和后方工厂。她写下的不是抽象的“东方局势”，而是一张张具体的面孔。
1937年，史沫特莱到达延安，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她第一次见到朱德时，曾对这位声名赫赫的将领的朴素形象感到意外。朱德没有摆出统帅架子，谈话更多涉及部队纪律、群众关系和抗战前途。
“您为什么总替中国人说话？”有人这样问她。
她回答：“因为我见过他们正在承受什么。”
这几句对话未必是当时逐字记录，却概括了史沫特莱一贯的态度。她支持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中国人民争取生存、尊严与独立的努力。朱德对她的信任，也建立在长期接触和共同抗战的基础上。
史沫特莱的著作《大地的女儿》《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等，在欧美引起较大反响。她把中国抗战介绍给海外读者，也把中国妇女参加生产、护理、宣传和战地工作的情况写了出来。她笔下的中国人不再是西方报刊中的“沉默民众”，而是有组织、有判断、能够改变历史的人。
1941年前后，史沫特莱因健康恶化离开中国，后来长期在美国和英国生活。她的政治立场使自己受到美国方面调查和舆论压力，但关于她被正式定性为“苏联间谍”等说法，史料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当作确定事实。可以确认的是，她始终没有放弃为中国抗战和革命辩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史沫特莱正在海外养病。她十分希望重返中国，却因身体状况和出行条件未能成行。病情恶化后，她写下遗嘱，要求骨灰送往中国，并将个人财产交由朱德方面处理。她还希望葬礼上能够奏响中国人民熟悉的革命歌曲。
1950年她去世后，友人依照遗愿将骨灰送回中国。1951年，史沫特莱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为墓碑题词。她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却以几十年的写作、采访和行动，留下了一份跨越国界的历史见证。遗嘱上的那笔钱，最终也没有成为朱德个人的私产，而是被视为她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点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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