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率大跌，李在明不装了？韩国推出新法，将中国定为首要目标

9月13日0时整，韩国实施了沿用长达七十三载的《刑法》第98条间谍条款修订版。五日后，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滑落至就职以来历史低谷；同日，他在青瓦台春秋馆面向全国直播召开记者会，全程躬身致歉，语气凝重。

一边是关乎执政根基的民意温度计，一边是调整刑事追责边界的立法动作，表面毫无交集。可当二者被并置在同版新闻头条中呈现，语义张力便悄然浮现。

公众第一反应多是困惑：民生成绩单持续承压之际，总统未将重心投向房价调控、青年就业或教育改革，却选择在此刻激活一部与普通民众日常关联极低的间谍法规——这究竟是首尔方面对外部威胁的真实警觉，还是李在明团队精心设计的战略转向？

一部改了七十三年的老法，到底改了什么

先厘清此次修法的核心内容。现行《刑法》第98条诞生于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后不久，立法原意极为明确：构筑针对朝鲜方向的情报渗透防火墙。此后七十余年间，该条款实际适用对象始终高度聚焦，几乎仅限于单一国家，其余国际行为体并不在其规制视野之内。

本次修正案于2026年2月26日经国会表决通过，设定六个月缓冲期，最终于9月13日零点准时施行。关键修改仅有一处：在原有条文基础上增设第98条之二，将间谍犯罪的行为主体覆盖范围由“敌对国家”拓展至“外国政府或与其功能等效的组织实体”。

通俗而言，过去仅为朝鲜提供情报服务才构成刑事犯罪，如今凡接受任何境外政权指令、泄露韩国国家机密者，均将被纳入刑法意义上的间谍罪范畴。

量刑标准同步升级。依据新增条款，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者，起刑点设为三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处三十年监禁。而原有针对传统敌国的条款维持不变，最严重情形仍可判处终身监禁乃至死刑。这一细节常被忽略——新设罪名并非简单替代旧规，而是另立一级司法阶梯：其惩处强度低于敌国间谍罪，却显著高于此前依《产业技术保护法》处理的技术外泄类案件。

那么，哪些信息被正式划入“国家机密”范畴？韩国政府已作出清晰界定：先进半导体制造工艺、高世代显示面板核心技术、新一代动力电池化学体系、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底层模型架构。上述四大领域，恰恰是韩国当前全球产业链竞争中最敏感、最不愿被追赶甚至反超的战略高地。

来看一组真实数据：2024至2025年度，韩国检方已对十余名前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核心技术人员提起公诉，指控其向中国企业输送DRAM存储芯片关键技术参数。

其中一宗典型案件涉及十人协同离职，集体携带三星10纳米级DRAM全流程量产技术资料赴华，涉案技术估值逾万亿韩元。按旧有法律框架，此类行为仅能援引《产业技术保护法》，顶格处罚为十五年徒刑，且须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证明“不正当获取”要件。

而今规则已然改变：只要证据链足以证实当事人系受境外机构授意、以系统性方式转移国家机密，即可直接适用刑法间谍条款，实现量刑层级跃升。

我在梳理此事脉络时察觉一种微妙节奏。大众初闻“间谍法”三字，本能联想到地缘博弈、政治围堵。但若将时间轴拉长至五年以上，便会发现韩国朝野呼吁修订该法的声音早已持续发酵至少六载。

早在尹锡悦执政末期，法务部即向国会提交专项报告，指出既有法律难以有效规制非朝鲜方向的技术流失风险，明确提出扩大适用主体范围。彼时法案未能落地，主因在于在野党强烈质疑其可能异化为打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待李在明所属政党在国会取得稳定多数席位后，修法进程方才获得实质性突破。

由此可见，此举绝非李在明临危之际仓促推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酝酿多年、终由其完成闭环的重大制度建设。只是其生效节点，恰好与总统支持率断崖式下滑周期形成时空重叠，从而催生出多重解读空间。

支持率九连跌，他为什么还有心思管这个

再看民调端动态。9月18日，盖洛普韩国发布最新施政评价报告，李在明好评率为37%，连续四周走低，创就任以来最低纪录；另一权威机构Real Meter同期数据显示为33.8%，连续九周下滑，差评率飙升至63.3%。

九周意味着什么？从7月初至9月中旬，整整两个半月内，支持率曲线未出现任何回升拐点。失分最严重的两大群体尤为突出：一是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的青年选民，二是李在明赖以胜选的进步派基本盘。

前者不满集中于居住成本高企、职场入口狭窄及高等教育回报率下降；后者批评声则更为多元——有人指责其对美外交姿态偏软，亦有人质疑其与财阀集团互动过密。简言之，当初将信任票托付于他的那批人，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认同动摇。

正是在此背景下，9月18日下午，李在明亲自主持青瓦台记者会。他坦承施政过程中存在“细节把控粗疏”“与国民沟通缺位”“未能及时体察政策受损群体真实困境”等问题，并将根源归结为自身能力局限。

一国元首公开表态“问题全在我”，在韩国宪政实践中实属罕见。通常民调跌破警戒线后，由国务总理出面致歉即属常规操作。总统亲自登台担责，足见其对当前困局的切肤之痛。

由此引出关键疑问：一位深陷支持率泥潭、每日疲于应对舆论风暴的领导人，为何偏偏在此刻聚焦一部看似遥远的间谍法规？按常理推演，此时更应加速推出稳增长举措、发放定向消费补贴、启动青年对话机制——哪一项不比修订刑法条款更具即时可见度？

答案藏于双重逻辑之中。第一层逻辑指向程序刚性：修法决策早在今年二月即已完成，九月施行仅是既定日程表上的自然节点。

六个月过渡期属法定安排，不容人为延宕。换言之，并非因支持率下滑而启动修法，而是修法日程恰逢支持率低谷期。时间节点的重合，并不构成因果链条的必然成立。

第二层逻辑则更具现实意味。观察韩国舆论场对该法案的主流反馈，焦点并非质疑修法必要性，而是普遍认为动作来得太迟、力度尚显不足。

自2023年起，韩国主流媒体持续追踪报道三星、SK海力士核心工程师遭中国企业高薪延揽现象，每年流失人数、所携技术层级及商业价值均被反复测算并公之于众。此类叙事已在社会层面沉淀为集体认知：我们最具战略价值的工业资产，正以可感知的速度被系统性转移。

李在明的政治标签是什么？他是依靠城市蓝领、服务业从业者及低收入群体选票入主青瓦台的进步派领袖。照理说，这类强调产业安全与技术主权的强硬型立法，本不在其优先议程前列。

但民意风向已然转变。当全社会形成“关键技术正在流失”的共识，顺势推动立法不仅不会引发反弹，反而可能赢得中间阶层的政治好感。这种顺势而为的选择，与其支持率波动并无直接关联，更像是对社会情绪的精准回应。

我倾向于判断，李在明团队对新法的实际指向心知肚明。整部法律文本措辞极为审慎，通篇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名称，统一采用“外国或与其相当的组织”这一泛化表述。

然而翻阅韩国企划财政部、产业通商资源部近两年发布的所有战略白皮书，在论及“关键技术外泄风险”时，其默认参照系与隐含对象早已成为行业共识。法律条文保持沉默，执法实践却自有坐标。

字面上不针对谁，刀却精准落在中韩赛道上

这部法律将如何重塑中韩正常交往生态？这才是真正牵动人心的核心关切。我的初步结论是：短期内无需过度担忧，但中长期维度下，两国在半导体、动力电池等关键领域的人员流动与技术协作，势必面临更严苛的合规审查与更高昂的制度成本。

先交代一个基本事实：韩国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制造业，而半导体产业堪称其工业心脏。2025年韩国货物出口总额中，半导体品类占比逼近两成。那么，谁是这一支柱产业的最大买家？

是中国。中国市场吸纳了韩国半导体出口总量的半数以上。这种深度嵌套的经贸关系决定了，韩国根本无力承受与中国的实质性脱钩，否则自身经济体系将率先遭遇结构性危机。

但矛盾点在于，近年来中国本土半导体企业追赶势头异常迅猛。以DRAM存储芯片为例，国内代表企业长鑫存储2022年全球市场份额尚不足1%，至2025年第三季度已跃升至10%。这一增速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史上极为罕见。

DRAM属于典型高壁垒赛道，此前全球仅有三星、SK海力士与美光三家具备量产能力。如今中国作为第四极强势入场，且份额持续攀升，韩国业界观感可谓五味杂陈。

新法落地后最直观的变化在于：今后韩国半导体企业中参与核心制程研发的工程师，若跳槽至中国同行企业，其行为性质将发生本质转变——不再属于普通劳动争议或商业秘密侵权范畴，而可能直接触发刑法间谍条款。

一旦检方认定其存在“受境外机构指使、有组织转移国家机密”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则三年起刑、最高三十年的量刑尺度，将形成前所未有的震慑效应。

或许有人会问：正常的商务往来、学术合作是否也会被波及？这正是韩国在野党及人权团体最为忧虑之处。他们真正警惕的并非职业间谍，而是法律边界模糊可能带来的寒蝉效应。“国家机密”的判定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外国机构指使”的举证标准亦具较大解释弹性。

今日划定的红线是10纳米DRAM工艺，明日是否可能延伸至设备校准参数？后日又是否会将与中方高校联合开展的基础研究项目纳入审查视野？这些疑虑具有充分现实基础。

我个人对此事持辩证视角。一国运用法律工具捍卫核心产业技术安全，本属主权正当行使范畴。

各国皆如此操作。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及其配套出口管制清单，执行强度远超韩国此次修法，甚至限制尖端设备对华出口。韩国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强国，面对快速逼近的竞争者设立防护机制，逻辑完全自洽。

但韩国的地缘处境较美国更为复杂。美方在半导体领域与中国市场重合度较低，且中国对其高端产品依赖度有限。韩国则不同——它既要向中国大规模出口芯片成品，又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特种化学品、精密零部件及产线耗材。

本质上，韩国处于中美产业博弈的夹心层。此时过度收紧法律弦，恐将陷入两难：美方或嫌其动作不够坚决，中方则必然启动相应反制措施。如何在多重压力下寻求最优平衡点，将成为李在明政府未来数年最关键的治理课题。

回归支持率议题。我一直认为，将“民调暴跌”与“新法出台”简单挂钩，是一种便捷但失之偏颇的叙事方式。法律通过时间为二月，施行时间为九月，而支持率下行趋势自七月起便已显现。

三者在时间轴上的偶然毗邻，容易营造出“李在明借对外强硬转移国内矛盾”的直观印象。但若深入考察韩国本土舆论场，便会发现当下民众争论最激烈的话题集中于住房政策、医保体系改革及青年失业率，间谍法相关讨论热度远逊于民生议题。

那么为何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中，此事却被广泛解读为“韩国正式将中国列为首要防范对象”？这背后存在显著的传播错位现象。

韩国法律文本本身保持中立立场，但其所保护的产业赛道与中国发展战略高度重叠，中文读者自然产生代入感。叠加李在明支持率确凿下滑的事实，双新闻事件在信息流中相遇，受众便自发完成了因果链接。

在我看来，与其将其定义为一场针对中国的公开摊牌，不如视其为韩国在产业竞争压力下的一次防御性制度加固。它既缺乏足够底气，也无实质意愿，将中国真正置于头号战略对手位置。

它只是目睹自己手握的几项王牌技术——芯片制程、电池化学、显示驱动——正被对手步步紧逼，内心焦灼之下，急切希望通过立法手段加固技术护城河。

类似情形并非首次上演。2019年日韩贸易争端期间，日本将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曾引发韩国社会强烈震动。

结果如何？韩国咬牙投入数年时间攻坚国产替代，目前上述材料国产化率已大幅提升。当年日本的精准打击虽短期阵痛明显，长远看反而加速了韩国供应链自主化进程。

今天韩国这部间谍法，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日本当年策略的镜像复刻。它无意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而是忧虑自身技术优势在和平发展时期被悄然侵蚀。因此选择以刑法手段抬高“人才争夺战”的违法成本，让潜在挖角者不敢轻举妄动，也让接收方不敢轻易启用。

至于实效几何，我持审慎态度。法律可以约束个体行为，却无法逆转技术扩散的历史潮流。一国在特定产业的崛起，从来不是靠少数工程师跳槽所能成就，而是整套创新生态、教育体系、资本投入与市场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半导体产业走到今天，是二十年如一日高强度研发投入的结晶，绝非依赖个别技术人员流动就能复制的成功路径。韩国纵然将篱笆筑得再高，也难以阻挡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心东移的大势所趋。

对普通读者而言，阅读此类国际新闻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便是被标题牵引，时而惊呼“韩国翻脸”，时而哀叹“中国被卡脖子”。

其实拆解开来不过是一个朴素事实：两个国家在关键产业赛道上的竞速距离正不断缩短，领跑者开始感到紧迫。它的焦虑是它的课题，我们的任务仍是坚定前行——该攻关的继续攻关，该布局的持续布局。国际产业竞争的终极胜负手，永远不在某部法律的字里行间，而在真实世界的技术迭代速度与系统创新能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