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大学不是难考，是没人考！本科招500万，新生儿已跌到792万

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较2024年的954万再度下滑；年末全国总人口14亿489万人，比上年减少339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规模已稳定在每年500万人以上。

将这两组数字放在同一张时间表上做简单的算术推演，就会发现十几年之后，本科招生名额很可能超过适龄新生儿数量。而在更早的时点上，一个更为具体的坐标已经浮出水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于2032年达到峰值，距离当下仅剩六年。

近期两会闭幕，会议期间涌现出不少关于高等教育与大学发展的提案及代表发言，其中提到部分高校近几年撤销了一些专业，引发了公众舆论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大多集中于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对高等教育与大学所带来的冲击这一维度。

事实上，大学撤销或新增某些专业本属正常现象，无需过度解读。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类似专业撤销、乃至高等院校的关停并转，将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报道当中。

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不仅是技术冲击，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提及相关情况，全国人大数个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也有所论述。

不同信息来源都指向同一组数据：由于新出生人口的下降，中国小学阶段的在校生规模已于2023年达到峰值，初中阶段预计将于2026年达到峰值，高中阶段为2029年，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则将于2032年达到峰值。

中国的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正呈现出"快升、短平、陡降"的发展趋势，即在很短时间内快速攀升，维持一段短暂稳定后迅速下滑。在2032年达峰之后，至2040年前后，将再度大幅减少。

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化轨迹。2016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间节点。

自2013年开始试行"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当年中国新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而此后便开启了长达近十年的趋势性下跌。

尽管其间2024年曾出现短暂的止跌回升，新出生人口回升至954万，但2025年再度跌至792万。792万这一数字与2016年的1786万相比，意味着超过五成的跌幅。

由此可知，2016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若将2016年前后一两年，也即2014年至2018年这五年视为一个"小时代"，那么这一时代走到哪个教育阶段，哪个阶段便成为在校生规模的峰值时期。

国家统计局与教育部每年都会公布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生人数与教职工规模，属于公开数据。学前教育在校生人数于2020年率先达到峰值，为4818万，此后开始快速下降；至最新公布的2024年数据，学前教育在校生数量仅剩3500多万，降幅高达四分之一。

2020年上幼儿园的儿童到2023年正好进入小学，因此2023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同样达到峰值，约为10800万。透过这组数字，便能直观感受到人口结构剧烈变化对不同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规模的深远影响。

得知这些数字之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既然学生人数将大幅减少，是否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学校？是否不再需要那么多老师？

这个问题固然残酷，但从宏观数据来看，答案很可能确实如此。以小学阶段为例，从学校数量看，过去十余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小学数量一直在减少，这主要与"撤点并校"政策相关。

而小学阶段教职工人数在2023年达到峰值，2024年出现下降趋势。学前教育阶段的教职工人数在2022年尚有576万人，到2024年就只剩511万人，两年间减少了10%。

更严峻的是，众所周知的"低生育陷阱"实际上是不断加速的。再看高等教育阶段：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教职工人数，自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以来一直保持稳定持续增长。

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为107万人，学校数量为1071所；至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已增至301万人，学校数量达到2870所，大体呈现一比三的变化。倘若只有一副"后视镜"，人们很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增长态势将会延续。

然而，如果同时拥有一副"望远镜"，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增长不仅不可能持续，而且很可能会在2030年、2040年之后发生剧烈变化。对大学及大学教师而言，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一方面，很多学校可能出现关停并转，例如部分民办院校、独立学院——那些办学时间不长或财政资源支持不足的学校，很可能面临整体裁撤或关闭。

另一方面，即便是相对头部的院校，如果所在学科专业始终面临招生困难与毕业生就业困难，这些学科专业本身也可能被撤销或不再招生。这也正是即便不考虑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某某高校撤销多少专业"这类新闻仍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深层原因。

那么当大学生人数达到峰值之后，是否意味着如今围绕高考与大学录取展开的教育军备竞赛会迅速消失？很遗憾，答案并不乐观。

伴随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教育机会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或者说相对薪酬溢价率也在不断走低。这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大学时，只要上过大学便可获得溢价，此即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在15%以下。

当毛入学率突破15%但未达50%时，进入大众化阶段，分界线迅速抬升：最初要求本科学历，后来要求"一本"学历，再后来则演变为"985""211"与"双非"之间的差别。而如今毛入学率已超过60%，未来甚至可期达到70%、80%。

到了这一阶段，"985""211"或"双一流"很可能也不够了，必须是这些头部学校中更受市场欢迎的专业，才能享受到那份薪资溢价。只有稀缺的才是有价值的，从来不是某一种学历本身有价值。

韩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在2011年便已达到峰值，距今已有15年。然而韩国如今依然十分"卷"。

关于近几年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非应届考生始终超过三成，其中绝大部分为复读生。这一群体规模庞大，以至韩国教育部于2024年专门发起项目，针对复读超过两年的"N次复读生"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比例的学生家境不错。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一份报告，如今韩国年轻人选择复读的首要原因，已从过去的"高考落榜"转变为"对录取的大学不满意"。

绝大多数希望进入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进入这三所高校仍嫌不够，还要进入这些大学最好的专业。进一步延伸出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人口结构变化叠加人工智能技术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冲击，到2032年、2040年时上大学是否依然有价值？

届时，以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现代大学体系，是否依然会像今天这样与社会阶层、社会流动深度绑定？

过去人们认为上一所好大学便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这背后的原假设是：能进入好大学的头脑更聪明，大学培养的专业技能与逻辑思维、分析能力意味着毕业生能更好地满足工作岗位需求。但在未来，上述两点原假设都可能有所松动。

如今最热门的专业与岗位，要么是过去三五十年才出现的，要么是在过去三五十年间才从一份普通工作转变为炙手可热的行业。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之所以往往落空，实际上大多是因为对过去的线性外推。

真正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工作，可能是那些必须面对面完成的工作；而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稀缺的能力，或许是爱与美——包括好奇心、同理心、审美与创造美的能力。这些内容恰恰不在今天现代大学体系所传授的范围之内。

回到792万这个数字与500万本科招生规模的对照。人口是所有变量中最没有悬念的一个，今天的出生数几乎锁死了十几年后的考生数。

2032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2040年后加速下滑，这已不是预测而是等待兑现的结果。对学校而言，招不到学生的困境将从学前、小学一路向上传导，最终抵达高等教育。

对家庭而言，"上好大学等于找好工作"的思想钢印可能会失效。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学历本身，而是学历所承载的能力与那份能力所对应的市场需求。

改变往往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更剧烈。与其在既定路径上加倍投入，不如把目光放长——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与那双发现美、创造美的眼睛，或许比多报几个课外辅导班更为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