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娶了母老虎厂花,洞房夜我打算睡地铺,她一句话让我傻眼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二十八岁,娶了厂里最漂亮、也最不好惹的女人。
她叫秦春梅,二十五岁,在厂宣传科工作,平时负责画黑板报、写宣传稿,厂里的文艺汇演也经常由她主持。
她个子高,腰背挺得直,头发又黑又厚,常年扎一条马尾。她说话利落,做事干脆,谁要是跟她拐弯抹角,她能当场把人堵得一句话都接不上。
厂里的人背后都叫她“母老虎”。
可就算是母老虎,也是全厂公认的厂花。
追她的人从厂门口排到食堂,送钢笔的,送电影票的,托媒人上门的,什么都有。她一个都没看上。
有人在宣传科门口堵她,她抱着一摞稿纸从那人身边走过去,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有人托同事给她送进口雪花膏,她当着送东西那人的面,把雪花膏退了回去,说:“我不用别人的东西换我一句好听话。”
还有个车间主任的侄子,仗着自己叔叔在厂里有点面子,追了她半年。有一天那人堵在女职工宿舍门口,说只要她点头,马上就给她弄一间单独的房子。
秦春梅当时正提着暖水瓶,听完以后,直接把暖水瓶往地上一放。
“房子你留着自己住。”她说,“我不跟一个把女人当成交易的人过日子。”
那人脸一阵红一阵白,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厂里的人都说她眼光高,脾气臭,谁娶了她,谁家祖坟都得冒青烟。
我从没想过,那缕青烟会冒到我家。
我们的婚房是厂里分的一间平房,不到二十平方米。屋里摆着一张双人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工会送来的大红喜字。
婚礼是在厂食堂办的。
那天我被车间里几个同事轮番敬酒,喝得头重脚轻。秦春梅替我挡了三杯,喝完以后脸色一点没变,反倒把那几个平时最能起哄的家伙看得不敢再继续。
散席以后,我们回到新房。
她坐在床沿上,身上还穿着那件红色毛衣,头发已经拆开,披在肩上。她脸颊有些红,不知道是酒劲,还是刚结婚的羞意。
我站在屋子中间,看着那张铺着新被褥的床,心里却越来越慌。
从认识她到结婚,前后不到半年。
这半年里,我听得最多的话就是——
“你小子真有福气,居然把厂花娶回去了。”
“秦春梅怎么会看上你?”
“你是不是救过她的命?”
“以后可得小心点,母老虎进门,日子有你受的。”
每个人都说我捡了天大的便宜,好像秦春梅是一件奖品,而我只是运气好,正好把奖品抱回了家。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指关节粗,虎口上有一层厚茧,左手背还有一道被铁片划出来的旧疤。我的父母在乡下,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工资不高,存款不多,连这套婚房里的衣柜都是我托同事从旧仓库里淘来的。
秦春梅站在我身边,像一盏亮堂堂的灯。
而我总觉得自己离她太远。
我走到衣柜前,从里面抱出一床旧褥子,铺到了床边的地上。
褥子是厂里发的,薄得很,铺在水泥地上,几乎挡不住凉气。
我又拿了一个枕头,放在褥子上。
身后一直没有动静。
我知道她在看我。
“你干什么?”她终于问。
“我睡地上。”
“为什么?”
我蹲在地上,把褥子的角抻平,故意不回头看她。
“床给你睡。”
“我问你为什么睡地上。”
我捏着枕头边,半天才说:“你要是后悔了,咱们还有退路。”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听见窗外有人放了个鞭炮,声音闷闷地从远处传过来。
“你说什么?”
“我说,你要是觉得嫁错了人,现在还来得及。”我咬了咬牙,把心里憋了一晚上的话全说了出来,“咱们虽然办了婚礼,但证才领没多久。你要是不想跟我过,我明天就去跟你把手续办了。别人问起来,我就说是我配不上你,跟你没关系。”
她没有说话。
我继续说道:“你不用怕丢人。厂里那些人本来就说你是被我骗走的,说你早晚会后悔。我知道他们说得没错。你这么漂亮,又有工作,又有本事,厂里比我条件好的人多的是。你现在只是刚结婚,脑子一热,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会发现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说完这些,我感觉胸口像被挖空了一块。
我不是不想跟她睡在一张床上。
我是害怕她有一天会把我从那张床上推下去。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冷笑。
“你倒是替我把后悔的路都铺好了。”
我慢慢转过身。
秦春梅站在床边,脸上的红晕已经褪了,眼睛黑沉沉地看着我。
她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了起来。
她个子比我矮半头,可那股力气大得惊人。
我被她拽得踉跄了一步,后背撞在床沿上。
“秦春梅,你……”
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你以为是你娶了厂花?陈海生,是我把你从全厂男人里挑出来的。”
我抱着手里的枕头,整个人彻底傻住了。
窗外又响起一串鞭炮。
可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只看见她松开我的衣领,弯腰把地上的褥子卷起来,扔到衣柜旁边。
“我秦春梅要是后悔,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张床上等你。”她把我的枕头拿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你不相信我,可以问我十遍八遍,但你不能替我做决定。”
她把枕头放到床上,和她的枕头并排摆在一起。
两个枕头挨得很近。
一个是厂里发的新枕头,白得刺眼。
一个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旧枕头,边角已经洗得发黄。
她掀开被子,坐到床里侧。
“上来。”
我还站在床边,没动。
“听不见?”
“听见了。”
“那你还杵着干什么?”
我把鞋脱了,慢慢爬上床。
床板很硬,稍微动一下就吱呀作响。我躺在外侧,身体绷得笔直,两只手规规矩矩放在胸前,连呼吸都不敢太重。
秦春梅侧过身看我。
“你平时睡觉也这样?”
“哪样?”
“像躺进了棺材。”
我脸一热,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她在后面轻轻哼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她伸手戳了戳我的后背。
“陈海生。”
“嗯。”
“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嫁给你以后就会天天后悔?”
我没有回答。
她又戳了一下。
“说话。”
“不是。”
“那你铺地铺干什么?”
我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怕你觉得委屈。”
这回她也沉默了。
屋里只剩下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没了刚才的火气。
“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能给我多好的日子。”
“我知道。”
“我也不是因为没人要。”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那你还胡思乱想?”
我转过身看她。
她没有看我,只盯着屋顶发白的墙面。
“那些追我的人,喜欢的是厂花这两个字。”她说,“他们想娶的是别人嘴里那个漂亮、有面子、能让他们抬头挺胸的秦春梅。可你不是。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连正眼都不敢多看,后来跟我说话,也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脾气不好。”
“那你为什么脾气不好?”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长得好看,就可以随便对我动手动脚。”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我心里一紧。
“什么?”
“你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我。”
她伸手在我胸口上轻轻推了一下。
“你要是一直这么想,就算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你也会觉得我哪天要把它收回去。”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说得没错。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小心翼翼是在保护她,实际上只是我不敢相信自己会被她真正选择。
那一晚,我们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她只让我把手放在被子里,不许再僵着。
睡到半夜,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她已经翻过身,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一只手搭在我的腰间。
我不敢动。
她闭着眼睛,含糊地说:“别乱想了,明早还要去给我爸敬茶。”
“嗯。”
“还有。”
“什么?”
“以后不许再睡地上。”
“知道了。”
“也不许动不动就说离婚。”
“我没说要离婚。”
“你今晚说了。”
“那是……”
“我不管。”
她往我怀里挪了挪,声音越来越低。
“你要是再把自己往外推,我就真把你踹出去。”
我听着她的呼吸一点点平稳下来,过了很久,才敢抬手,轻轻盖在她肩膀上。
她没有躲。
那一刻我才明白,秦春梅不是在把我从地铺上拽回床上。
她是在把我从那种“随时可以被丢下”的日子里拽出来。
我和秦春梅认识,是在我进厂的第三年。
那时候我在维修车间干钳工,二十四岁,话少,手脚利索,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宿舍和食堂两点一线。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她在厂门口跟一个男人吵架。
那男人是装配车间的,手里捧着一束花,挡着她的自行车不让走。
“秦春梅,你就给我一次机会。”那人说,“整个厂里谁不知道我喜欢你?”
秦春梅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推。
“你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答应我,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不是。”
“那为什么不答应?”
她看着那人,语气平静得很。
“因为我不喜欢你。”
那男人脸色变了,伸手去抓她车把。
“你别给脸不要脸。”
话音刚落,秦春梅抬手就把手里的饭盒扣在了他胳膊上。
饭菜撒了一地。
“现在喜欢了吗?”
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下散开了。
那男人捂着胳膊,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当时正推着一辆坏了的工具车经过,看到这一幕,没忍住笑了一声。
秦春梅立刻转头看我。
“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
“你也觉得我是母老虎?”
“我觉得那饭盒挺结实。”
她愣了一下,忽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她平时在厂里总是冷着一张脸,只有那次,眼睛里像是有一小簇火苗亮起来。
“你叫什么?”
“陈海生。”
“哪个车间的?”
“维修车间。”
“修什么的?”
“机器。”
“人呢?”
“人不修。”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嘴角慢慢扬了起来。
“你这人说话挺怪。”
“大家都这么说。”
她推着自行车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厂区大门后,才发现自己手里的扳手都拿反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被叫“母老虎”,不是因为她真的凶,而是因为她不肯给任何人留暧昧的机会。
谁送她东西,她当场退回去。
谁堵她,她当场让开。
谁拿她的长相说事,她就直接问对方:“你除了看脸,还会说点别的吗?”
久而久之,厂里男人对她又怕又想靠近。
我却一直没主动靠近过。
不是不喜欢,是不敢。
那时候我工资刚够自己吃饭,父母还在乡下种地,家里两个弟弟一个上初中,一个准备考职高。
我每个月发工资,先寄一半回家,剩下的钱还要买工具、买饭票,偶尔给自己买块香皂都得想半天。
秦春梅穿的衣服不算贵,但每一件都干净利落。她会把旧衬衫重新改个领子,配一条裙子,走在厂区里总是显得比别人精神。
她不是那种靠打扮吸引人的漂亮,而是站在那里,就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我怕自己一开口,就成了那些追她的人中的一个。
所以我宁愿绕远路,也不从宣传科门口经过。
可她好像早就注意到了我。
有一次厂里停电,宣传科的复印机卡了纸,别人都围着看,没人敢动。她正好要赶着印第二天的宣传稿,急得额头冒汗。
我路过门口,听见里面乱成一团,就进去看了一眼。
“你会修?”她问。
“试试。”
我把复印机拆开,取出夹在里面的纸,又把齿轮重新卡好。弄完以后,她按了几下,机器重新响了起来。
她拿着印出来的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多少钱?”
“不用。”
“修东西不要钱?”
“厂里的机器,修坏了算我的,修好了算厂里的。”
她看着我,忽然问:“你对谁都这么客气?”
“我对机器没这么客气。”
“那对我呢?”
我手上一顿。
“你也不是机器。”
她笑了一声,把一张刚印好的稿子递给我。
“明天早上你要是听到厂广播,就知道这张纸是我写的。”
第二天早上,厂里的广播响起来。
她的声音从旧喇叭里传遍了整个厂区。
“职工同志们,今天是安全生产检查日,请各车间认真排查隐患……”
我站在维修车间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把螺丝刀,听得一动不动。
老吴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肩。
“怎么,声音好听吧?”
“嗯。”
“是不是觉得秦春梅长得也好看?”
我低头拧螺丝。
“你管得着吗?”
老吴笑得直咳嗽。
我没想到,那天我站在广播下发呆的样子,被秦春梅从宣传科的窗户里看见了。
她后来告诉我:“全厂男人听广播,都是为了听我的声音。只有你,听完以后还去修机器。”
我说:“机器坏了总得修。”
她说:“你看,你又来了。”
真正让她注意我的,是一年冬天。
那天晚上厂里下了大雪,宣传科要赶制一批慰问演出的海报。秦春梅加班到很晚,出来时自行车的车胎没气了。
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刚下夜班,手上全是油,正准备推车回宿舍。
她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跟前。
“陈海生。”
“嗯?”
“车胎坏了。”
“我看看。”
我蹲下来,摸了摸车胎,发现是气门芯漏气。
“修不好,得换。”
“现在还能换吗?”
“我工具箱里有。”
我把自己的车停在雪地里,从车后座取出工具箱,蹲在路边给她换气门芯。
雪越下越大,落在我肩膀上,很快融成了水。
秦春梅站在旁边看我。
“你冷不冷?”
“不冷。”
“你嘴都紫了。”
“那是冻的,不是冷。”
她被我说得笑了。
换好以后,我站起来,把自行车递给她。
她没接,只盯着我的手。
“你的手在流血。”
我低头一看,刚才拆气门芯时,手背被铁片划了一道口子,血珠正慢慢往外冒。
“没事,小口子。”
她从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抓住我的手腕,低头替我把伤口缠了起来。
她的手指碰到我皮肤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她皱眉,“流血了也不知道吭声。”
“没疼。”
“你是木头做的?”
“差不多。”
她把手帕打了个结,抬头看我。
“手帕不要了,明天还我一块新的。”
“我赔你。”
“不是赔,是让你记住。”
“记住什么?”
“下次受伤要说。”
说完,她推着自行车走了两步,又回头。
“陈海生。”
“嗯?”
“你为什么不追我?”
我当时站在雪地里,脑子一下空了。
她却像只是随口一问,推着自行车继续往前走。
我憋了半天,才冲她背影喊:“因为我追不上。”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你都没追,怎么知道追不上?”
我没回答。
她看了我一会儿,嘴角弯了弯。
“那你慢慢追。”
从那天以后,我们开始有了联系。
她会把宣传科多出来的饭票放到我工具箱里。
我会在她自行车链条松了的时候,提前替她修好。
她不喜欢甜食,却总爱买两块桃酥,一块自己吃,一块塞给我,说自己吃不完。
我知道她是故意买的。
她也知道我知道。
我们谁都没有把话挑明。
厂里的人却比我们更早看出来。
老吴有一天修完机器,忽然问我:“你和秦春梅是不是处上了?”
“没有。”
“没有她天天来维修车间干什么?”
“她的自行车坏了。”
“一个月坏六次?”
“她骑得不好。”
老吴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叹了口气。
“海生,人家姑娘都把路铺到你脚下了,你还不走,是等她把你扛过去?”
我嘴上没承认,晚上回宿舍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给秦春梅写信。
第一封写了“春梅同志,星期天有空吗”,觉得太生硬,撕了。
第二封写了“我喜欢你”,觉得太直接,撕了。
第三封写了半页,最后只剩下一句: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日子?”
我把这句话写在纸上,揣了三天也没敢送出去。
后来还是秦春梅先开口。
那天厂里放老电影,工会给每个车间发了票。我本来不想去,秦春梅却在下班时堵住我。
“晚上看电影。”
“我不看。”
“我有两张票。”
“你找别人吧。”
“别人我不想找。”
她把票塞进我手里。
“陈海生,你是不是觉得我叫你去看电影,是因为全厂男人都死绝了,只剩你一个?”
我急忙摇头。
“不是。”
“那你为什么总躲?”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电影票。
“我怕别人说你看上我,是因为我老实。”
“那你觉得我该看上什么?”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她盯着我,“因为你根本没认真想过,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说话。”
我抬起头。
她的眼神不再像平时那么强硬,里面有一点疲惫,也有一点委屈。
“他们都喜欢厂花。”她说,“可我不想一辈子只做厂花。我也会累,会生气,会有不想说话的时候,也会害怕。你是第一个看见这些以后,还没有立刻转身的人。”
我握着电影票,手心出了汗。
“我没觉得你不好。”
“那你觉得我好?”
“好。”
“有多好?”
“特别好。”
她被我说得笑了。
“你这个人,夸人都像在写检修报告。”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看了电影。
散场时已经很晚,厂区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着。她走在我旁边,忽然问:“陈海生,你要是以后跟我结婚,敢不敢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不想找一个只会听我话的人。”
我愣了愣。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有事跟我说,想要什么自己讲,受了委屈也别装没事。”她停下脚步,“你要是跟我过日子,就别把我当成需要供起来的厂花。”
我看着她。
“你愿意跟我结婚?”
“我只是问你敢不敢答应。”
“敢。”
她点了点头。
“那就行。”
两个月后,我去她家提亲。
她父亲是厂里的老锅炉工,退休以后脾气依旧硬。他没有问我工资多少,也没有问我家里有几间房,只问了我一句。
“你跟我闺女结婚,是真想跟她过日子,还是觉得娶个漂亮媳妇有面子?”
我说:“我想跟她过日子。”
“她脾气不好。”
“我知道。”
“她不一定会做饭。”
“我也不会。”
“她要是跟你吵架,你怎么办?”
我想了想。
“先听她把话说完。”
她父亲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这话说得好听。”
秦春梅在旁边插嘴:“他说到就会做到。”
她父亲瞪了她一眼。
“你这么护着他,以后可别哭。”
“我哭了也不会找你。”
“没良心的东西。”
一家人就这样定了婚事。
可婚期越近,我心里越不踏实。
秦春梅对我越好,我越觉得自己像是欠她很多。
她会把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布置新房,买床单、买暖水瓶、买一套新的搪瓷盆。
我说不用买那么多。
她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别什么都让我一个人操心。”
她会把厂里发的苹果分一半给我。
我说你自己吃。
她说:“我吃一个就够了,剩下一个你拿着。”
她还会在别人说我“高攀”时,当着那些人的面回一句:
“我嫁给谁,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可我心里还是有一根刺。
那根刺就是“厂花”两个字。
我总觉得,她只是被一时的新鲜感冲昏了头。
我总觉得等她真正跟我过上日子,看到我工资低,看到我不会说甜话,看到我连买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就会后悔。
所以婚礼那天,我喝得再多,心里也没真正高兴起来。
别人向我敬酒时,一口一个“赵工好福气”,一口一个“厂花被你抱回家”,我脸上跟着笑,心里却越来越沉。
秦春梅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散席前,她在桌下踩了我一脚。
“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
“你笑得比哭还难看。”
“喝多了。”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晚上我有话跟你说。”
我以为她要说什么重要的事。
没想到回到新房后,我却先铺了地铺。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确实窝囊。
我不是在给她选择。
我是害怕她不选择我。
秦春梅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以后,没有立刻让我睡觉。
她坐在床沿上,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坐下。”
我坐在她旁边,手放在膝盖上。
她看着我,问:“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嫁给你是因为冲动?”
“有一点。”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是冲动。”
“嗯。”
“我从认识你那天开始,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她掰着手指头,一件一件地数。
“你不爱占便宜。上次食堂给错了你两张饭票,你走了半里路回去还给人家。”
“那是人家的东西。”
“你嘴硬。还有,维修车间的小郑打碎了零件,主任要扣他工资,是你替他把事情扛下来的。”
“他是刚来的,不懂。”
“你总说不是什么大事,可我看得见。”
她往前靠了靠。
“你不爱说好听的,可你做事有分寸。你不追着我献殷勤,也不把我当成花瓶。别人都盯着我的脸,你只问我有没有吃饭,车有没有修好,晚上回宿舍安不安全。”
我低下头。
她继续说:“我就是在这些小事里,一点一点看上的你。”
我喉咙发紧。
“可我没什么本事。”
“你会修机器,会养活自己,会把家里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这算什么本事?”
“对我来说,这就是本事。”
她说完,伸手捏了捏我的耳朵。
“所以以后别再说配不上我。”
我看着她。
“要是我改不了呢?”
“那我就天天提醒你。”
“你不嫌烦?”
“我是母老虎,我怕过谁?”
我笑了。
她也笑了。
那是我们结婚第一晚,第一次真正一起笑。
第二天早上,我去她父亲家敬茶。
秦春梅的父亲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昨晚睡床上了吗?”
我差点把茶杯摔了。
秦春梅站在旁边,狠狠瞪了她父亲一眼。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替你看看他是不是个木头。”
“他不是木头。”
“那他是什么?”
“是我丈夫。”
她说这句话时语气很重。
我抬头看她。
她也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点得意。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不是在向她父亲介绍我。
她是在提醒我,我已经是她认定的人。
婚后的第一个月,我还是改不掉小心翼翼的毛病。
她问我晚上吃什么,我说随便。
她问我周末去哪儿,我说你决定。
她买回来一件新外套,问我好不好看,我说挺好。
她后来忍了半个月,终于在一次吃饭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
“陈海生,你能不能有点主意?”
我愣住了。
“怎么了?”
“我问你吃什么,你说随便。我问你去哪儿,你说都行。我问你衣服好不好看,你说挺好。你到底是跟我过日子,还是跟我开会?”
“我是不想跟你争。”
“谁让你什么都让?”
她把碗推到我面前。
“夫妻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一个人一直让着另一个人。你有想法就说,有意见就讲。你要是只会点头,我干吗要结婚?我在厂里找个下属签字不就行了?”
我被她说得脸上发热。
“我怕你生气。”
“我生气是因为你不说。”
“那我要是说错了呢?”
“说错了再改。”
她盯着我。
“你别把我当老虎。我真要咬你,早在婚礼那天就咬了。”
“那你平时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凶?”
“因为别人不值得我好好说话。”
她把一块土豆夹进我碗里。
“你值得。”
那天晚上,她让我第一次主动决定周末吃什么。
我想了半天,说想吃面条。
她说:“行,你擀面。”
我说:“我不会。”
“那你烧水。”
“我也不会放多少水。”
“你先放一锅,我看着。”
后来那锅面煮得稀烂,面条全粘在一起,秦春梅吃了两口,脸色难看得像是在吞药。
我问她:“不好吃?”
她咬着牙说:“挺有嚼劲。”
“都坨了。”
“我说有嚼劲。”
我忍了半天没忍住,笑出了声。
她拿筷子敲我碗边。
“你还笑?”
“你明明不好吃。”
“我这是给你面子。”
“那我下次不做了。”
“你敢?”
“不是你说让我有主意吗?”
她瞪着我。
我第一次没有躲开她的目光。
“那下次你做,我洗碗。”
她怔了一下,忽然笑了。
“这还差不多。”
那一顿面条虽然难吃,却是我们结婚以后,第一次真正像夫妻一样说话。
几个月后,厂里开始拖工资。
一开始只拖半个月,后来拖到一个月。食堂里的菜越来越简单,车间里坏掉的机器也没钱更换,连冬天取暖的煤都要省着烧。
秦春梅的宣传科也闲了下来。
以前每周都要出墙报,后来一周一张,再后来一个月都没人通知她写东西。
她下班回到家,经常坐在桌前发呆。
我看着她,心里很难受。
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那块手表摘下来,放到了桌上。
那块表是我父亲在我进厂那年托人买的,一直戴了六年。
秦春梅看见以后,问我:“你拿表干什么?”
“换点钱。”
“为什么换?”
“家里没钱了。”
“谁说没钱?”
“米快没了,煤也要买。”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把手表拿起来,直接塞回我手里。
“我有工资。”
“你的工资也不高。”
“你以为我没有存款?”
我摇头。
“你存的那点钱,结婚都花得差不多了。”
她沉默了。
我以为她会生气,没想到她转身从衣柜里拿出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有几张存折,还有一沓用手帕包着的钱。
“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她说,“不多,但撑一阵子够了。”
我看着那些钱,心里发酸。
“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卖表。”
我没说话。
她把铁盒子放到我面前。
“陈海生,记住了,咱们是夫妻。家里遇到事,不能一个人扛。你要是再背着我卖东西,我就把你那辆破自行车也卖了。”
“自行车不能卖。”
“为什么?”
“我上班要骑。”
“那就把你自己卖了。”
“我值不了几个钱。”
她被我气笑了。
“你还有心情说笑。”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
“春梅,我就是不想让你跟着我吃苦。”
她抽回手,声音忽然低了下来。
“我嫁给你,就是来跟你一起过日子的,不是来跟你享福的。”
这句话跟新婚夜那句话很像。
每次我想把她推到身后,她就会重新走到我身边。
那年冬天,厂里停了一条生产线。
维修车间要裁掉一批人,我所在的小组也在名单上。
名单贴出来那天,车间里安静得厉害。
有人在骂,有人在叹气,还有人蹲在机器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回到家时,秦春梅正在灯下缝一件旧棉衣。
她抬头看我一眼,立刻就看出了不对。
“你被裁了?”
“还没定。”
“名单上有你?”
“有。”
她放下针线。
“那咱们就想办法。”
“我准备去外面找工作。”
“去哪儿?”
“不知道,先找再说。”
“我跟你一起去。”
“你别去。”
她皱起眉。
“为什么?”
“外面不一定有适合你的工作。”
“那也比在家等强。”
“我能养活你。”
她的脸一下冷了下来。
“你又来了。”
我没明白。
“什么?”
“你又替我决定了。”
“我只是想让你安稳一点。”
“安稳不是你一个人给我的。”她把棉衣摔在桌上,“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出去挣钱,我在家等着,你就算尽到责任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问我想怎么过?”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陈海生,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能替我挡住所有风雨。我要的是你遇到风雨时别把我推开。”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又想起新婚夜那床地铺。
当时我以为把床让给她,就是体贴。
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体贴不是躲开,而是让对方有资格跟你一起承担。
最后我没有被裁掉。
厂里把我调到了设备维护组,工资少了三分之一,但暂时保住了工作。秦春梅也从宣传科调到了供应科,负责登记材料。
她不喜欢新岗位,却没有抱怨。
每天回到家,她先把鞋摆好,再把工作服叠整齐,吃完饭就拿出账本,和我一起算这个月的开支。
日子比以前紧,却比以前踏实。
她不再叫我“赵工”,我也不再叫她“秦干事”。
我们之间多了很多很普通的话。
“盐没了。”
“明天买。”
“煤票还有几张?”
“三张。”
“那今天别烧太久。”
“你冷不冷?”
“我不冷,你把脚伸过来,我给你捂捂。”
这种日子没有电影里那么热闹,却让我越来越明白,她当初为什么选我。
她从来没有把婚姻当成一场豪赌。
她只是看见了一个普通男人,然后认认真真地问自己: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一起过日子。
她看见我胆小,看见我自卑,看见我不善于表达,也看见我愿意负责、愿意改、愿意在机器坏掉时留下来,也愿意在她需要时站在她身边。
她选的是一个完整的我。
可我那时只看见了自己的不足。
结婚第三年,厂里彻底改制,许多老职工拿着一笔补偿金离开了。
我和秦春梅也失去了原来的岗位。
那天我们把宿舍里的东西一件件搬出来,床板、衣柜、煤炉、暖水瓶,全都装上了三轮车。
最后只剩下那床薄薄的旧褥子。
我弯腰准备把它扔掉。
秦春梅忽然开口:“别扔。”
“这褥子都磨破了。”
“我知道。”
“留着干什么?”
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把褥子接过去,拍了拍上面的灰。
“这是你新婚夜想睡地上的那床。”
我脸一下红了。
“那都多少年了,你还留着?”
“为什么不能留?”
“丢人。”
“丢什么人?”
“我那天多傻。”
她抱着褥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不是傻,你是胆小。”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替你留的。”
她把褥子放到三轮车上,又转头看我。
“再说了,这可是证据。”
“什么证据?”
“证明我当年确实是自己挑的你。”
我愣了一下。
她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要不是我把你从地上拽起来,你现在可能还在给自己铺退路。”
我们搬到了厂外的旧家属楼。
我在一家小修理铺找了活儿,秦春梅去了商场做收银员。她长得漂亮,声音也好听,老板让她兼着播报促销信息。
她不再是厂里的厂花,也不再有人在她身后议论“谁娶了她”。
她只是每天按时上班,晚上回家做饭,周末陪我去菜市场。
可我发现,她比以前更轻松了。
没有人再把她当成一朵花,也没有人再等着看她跟谁谈对象。
她不需要证明自己嫁得好,也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选错。
她只是和我一起,把每一天过完。
后来我攒钱买了一台二手车。
车很旧,启动时声音像拖拉机。秦春梅第一次坐进去,兴奋得像个孩子。
“咱们也有车了。”
“别人都是新车。”
“旧车也是车。”
“你不嫌丢人?”
她转头看我。
“我嫁的也是普通人,没嫌过你,我嫌一辆旧车干什么?”
我笑了起来。
她伸手打了我一下。
“开慢点。”
“知道了。”
“别跟前面的车太近。”
“知道了。”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她满意地点头,把手放在膝盖上。
车开出旧家属楼时,夕阳正好落在她脸上。她眼角已经有了一点细纹,头发也不再像年轻时那么乌黑,可我看着她,还是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人。
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是因为她曾经在我最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强硬地告诉我,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天以后,我很少再说“我配不上你”。
偶尔说漏嘴,秦春梅就会瞪我。
“你又开始了?”
“我就随口一说。”
“随口也不行。”
“那我说什么?”
“说你配得上。”
“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配得上,你就配得上。”
她说这话时,总是理直气壮。
我拿她没办法。
结婚十周年那天,我们没有去饭店。
她买了两斤排骨,我买了一瓶酒,晚上在家里做了四个菜。
吃到一半,她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咱们洞房夜吗?”
“记得。”
“你那天为什么非要睡地上?”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怕你后悔。”
“你后来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真睡地上。”
我差点被酒呛到。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她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碗里,“就是想问问,你要是真睡了,我第二天会不会把你踹出门。”
“你会吗?”
她想了想。
“不会。”
我松了口气。
“我会把你从地上拽起来。”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不能。”
她喝了一口茶,忽然笑了。
“陈海生,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其实也紧张。”
“你紧张?”
“当然紧张。”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我看起来像什么?”
“像是随时准备把我揍一顿。”
“那是因为你太气人。”
“我怎么气你了?”
她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
“我本来已经鼓起勇气嫁给你了,结果你倒好,回屋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铺地铺。”
“我那不是怕你后悔吗?”
“你越怕,我越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好不容易选了你,你却不肯相信自己的运气。”
我怔住了。
她伸手指了指我的胸口。
“你总以为,是我给了你一个天大的机会。可在我看来,是你让我终于不用防着别人。”
她的声音慢了下来。
“别人喜欢我,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你喜欢我,是因为你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低头看着桌面。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你早晚会后悔。”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那天铺地铺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我抬起头。
“你看见了?”
“当然看见了。你抱着枕头站在那里,像个准备逃跑的小偷。”
“我哪有那么夸张?”
“有。”
她笑着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细嫩,手指关节有些粗,掌心也有薄茧。
可是那份温度没有变。
“陈海生。”她叫我。
“嗯。”
“如果那天你真睡了地铺,我也会把你拽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选了你。”
她说得很平静,却像新婚夜那句话一样,直接撞进我心里。
我看着她,一时说不出话。
她笑了笑,又补了一句:
“不过你要是敢第二次睡地铺,我就让你睡厨房。”
“厨房也比地上暖和。”
“那就让你睡阳台。”
“阳台有风。”
“正好给你吹醒。”
我们都笑了。
窗外的风吹过阳台上的旧衣服,晾衣杆轻轻碰着墙。
那床旧褥子后来被秦春梅改成了两个靠垫。
一个放在沙发左边,一个放在沙发右边。
她说这样就算它没有白留。
有时候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靠着那个靠垫,我靠着另一个。看着看着,她就会睡着,脑袋慢慢歪到我肩膀上。
我不敢动,怕吵醒她。
她醒来以后,总会问:“我刚才睡着了?”
我说:“没有。”
“你又骗我。”
“你只是闭着眼睛休息。”
“我打呼了吗?”
“没有。”
“你再说一遍。”
“没有。”
“那你为什么憋着笑?”
“我高兴。”
“高兴什么?”
“高兴你还在我旁边。”
她听完,嘴上会骂我一句“肉麻”,却会把手伸过来,悄悄握住我的手指。
有一年春节,我们回厂里参加老职工聚会。
厂区已经变了很多,原来的车间拆了一半,剩下的几栋旧楼也被重新刷了墙。
老吴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哟,母老虎还没把你吃了?”
秦春梅立刻回头。
“老吴,你退休以后胆子大了不少。”
老吴哈哈大笑。
“我早说过,海生这小子命好。”
秦春梅挽住我的胳膊。
“不是他命好。”
老吴看着她。
“那是什么?”
“是我眼光好。”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站在她身边,耳朵一点点热起来。
老吴拍了拍我的肩。
“海生,你听见没有?你媳妇当着全厂老伙计的面夸你。”
“听见了。”
“那你还不赶紧说两句?”
我看了秦春梅一眼。
她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说。
我想了半天,说:“我媳妇说得对。”
所有人都笑得更厉害了。
秦春梅抬手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
“你就这点出息?”
我说:“我这叫尊重事实。”
她嘴上嫌弃,眼睛却弯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
走到家属楼门口时,她忽然停下。
“陈海生。”
“嗯?”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在厂门口说话?”
“记得。”
“那时候你说我饭盒结实。”
“我说的是实话。”
“后来你还说,你追不上我。”
“我那时候确实追不上。”
“现在呢?”
我看着她。
“现在你走慢了,我能跟上。”
她怔了一下,随后抬手捶了我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会说话?”
“没有。”
“你明明就是。”
“那你喜欢听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臂挽得更紧了些。
到了楼上,她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时忽然回头。
“对了。”
“什么?”
“今晚你睡床上。”
“我什么时候睡过地铺?”
“我就是提醒你。”
“你放心,我现在不铺了。”
“最好是。”
她打开门,先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又想起一九九八年的那个夜晚。
那时候屋里只有一张床,一盏昏黄的灯,一床薄褥子,还有一个不相信自己会被爱的人。
秦春梅站在我面前,把那床地铺收走,然后对我说——
“你以为是你娶了厂花?陈海生,是我把你从全厂男人里挑出来的。”
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多年。
它让我在最穷的时候没有退缩,在厂子不景气的时候没有逃跑,在她生病、我失业、日子最难熬的时候,依然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
因为她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碰巧被选中的人。
她是认真挑中了我。
而我能做的,就是用剩下的每一天,证明她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我走进屋,把门关上。
秦春梅正在厨房里洗菜,头发随意挽在脑后,围裙上沾着一点水。
我从后面抱住她。
她身体僵了一下,很快又放松下来。
“干什么?”
“没干什么。”
“是不是又想说肉麻话?”
“没有。”
“那你抱这么紧干什么?”
我把下巴搁在她肩膀上。
“怕你后悔。”
她安静了两秒,抬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陈海生。”
“嗯。”
“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早点把你从地上拽起来。”
我愣住了。
她转过身,伸手捏住我的耳朵。
“所以以后别再给我铺地铺。”
“知道了。”
“也别再问我后不后悔。”
“知道了。”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帮你洗菜。”
她松开手,往旁边让了让。
“去,把土豆削了。”
“好。”
我拿起菜刀,站在她身边削土豆。
厨房不大,两个人挤在一起,肩膀偶尔碰到肩膀。
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一点初秋的凉意。
秦春梅忽然问:“陈海生,你还记得你当年为什么娶我吗?”
我低头削着土豆。
“因为你是厂花。”
“你再说一遍?”
“因为你是母老虎。”
她抬手就要打我。
我赶紧躲开,笑着补了一句:
“因为你是我媳妇。”
她这才放下手。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这还差不多。”
我看着她低头切菜的样子,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愿意把你从地铺上拽回床上的人,已经是很大的福气。
而更大的福气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她还愿意站在厨房里,嫌你削土豆削得太厚,嫌你洗碗不干净,嫌你睡觉打呼,却始终没有松开过你的手。
一九九八年那个洞房夜,我以为自己睡地铺,是在给她留退路。
后来我才明白,那根本不是退路。
那是我差点错过她的地方。
而她那句话,把我从那里拽了回来。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睡过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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