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62岁来我家住，夜里穿薄睡衣坐沙发，老伴端茶过去，我站门口没出声

我婆婆62岁来我家住，夜里穿件薄睡衣坐沙发，老伴端茶过去，我站门口没出声，她抬手把领口拉了拉，我老伴喉结动了一下，搪瓷缸掉地上

我婆婆62岁那年冬天来我家的，来的时候拎着一个编织袋，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床旧棉被。编织袋里装的是她自己的换洗衣裳，几件毛衣，两条裤子，还有一包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咸菜。搪瓷缸子是白底蓝花的，缸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黑铁的颜色。她说这个缸子跟了她二十多年，喝水泡茶都用它，别人家的杯子她用不惯。

那天是我老伴去车站接的她。我在家炖了一锅白菜粉条，切了一盘腊肉，蒸了馒头。天擦黑的时候他们进了门，我老伴一手拎着编织袋，一手扶着她胳膊。婆婆进门先站在门口跺了跺脚，鞋底的泥蹭在门槛上，她说路上化雪，车站地上全是泥浆。我给她拿拖鞋，她说不用，自己从编织袋里摸出一双布鞋换上了。

我们家在县城边上，是2015年买的二手房，六楼，没电梯。两室一厅，儿子在外地念大专，他的屋空着，正好给婆婆住。屋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婆婆把编织袋放在床脚，搪瓷缸子摆在书桌上，棉被叠好放在床头。她站在屋中间看了一圈，说挺好，比老家亮堂。

我老伴叫李建国，那年58，在县里的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前年内退了。我比他还大两岁，原来在纺织厂，厂子倒了之后就在家待着，偶尔帮邻居看看孩子，一个月挣个三百五百的。我们俩的退休金加一块四千出头，日子过得紧巴，但也不算太紧。儿子念书一年要花一万多，剩下的刚够吃喝。

婆婆来的头一个星期，还算消停。她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了，我听见她在屋里窸窸窣窣穿衣裳，然后开门去上厕所。厕所在走廊那头，她走路轻，拖鞋蹭着地，像怕吵醒谁。上完厕所她就回屋，把门关上，一直到七点半我喊她吃饭才出来。早饭是小米粥、馒头、咸菜，她吃得不多，半个馒头，一碗粥，咸菜夹两筷子。吃完她就回屋，说是歇着，其实我听见她在屋里翻东西，塑料袋哗啦哗啦响。

李建国那阵子迷上了下象棋，每天下午去街心公园跟一帮老头下棋，下到五点回来。婆婆来了之后，他下午不出去了，坐在客厅看电视。客厅不大，沙发是旧的，布面磨得起球，中间塌下去一块。他坐那头，婆婆坐这头，中间隔着两个靠垫。电视开着，放的是抗战剧，枪炮声轰轰的，两个人都不说话。

我那时候没觉出什么。婆婆62了，一辈子在农村，拉扯大三个孩子，李建国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公公走得早，2008年脑溢血，说走就走了。婆婆一个人在老家过了十几年，种点菜，养几只鸡，逢年过节我们回去看看。这次来是因为她摔了一跤，在院子里滑倒的，胳膊蹭破了皮，腿也扭了。李建国不放心，说接来住一阵子，等开春暖和了再回去。

头一个星期过去，第二个星期开始，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婆婆开始洗澡了。她在农村的时候，冬天一个月洗一回就算勤的，来我家之后，隔两天就洗一回。每次洗完了，她就穿一件薄睡衣出来。那睡衣是粉底碎花的，料子很薄，贴在身上能看见里面背心的轮廓。她头发湿着，用毛巾裹着，坐在沙发上晾。李建国就坐旁边，眼睛盯着电视，可我看见他喉结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是几号我记不清了，反正是腊月里。外面下着雪粒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我那天睡得早，八点多就躺下了，李建国还在客厅看电视。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快十点了。我起来上厕所，推开卧室门，就看见走廊那头客厅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站在走廊口，看见婆婆坐在沙发上，穿着那件薄睡衣，领口开得挺大。李建国端着一杯茶走过去，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婆婆抬手把领口拉了拉，没拉上，手放下来的时候碰了一下李建国的胳膊。李建国的喉结动了一下，我看见了。然后他手里的搪瓷缸子掉地上了。

搪瓷缸子在地上滚了两圈，茶水泼了一地。婆婆站起来，说哎呀，烫着没有。李建国说没事没事，蹲下去捡缸子。我站在走廊口，没出声。婆婆一抬头看见我了，愣了一下，说你怎么起来了。我说上厕所。她说哦，那你快去，地上我擦。我说不用，转身进了厕所。

我在厕所里待了好一会儿。洗手池上面的镜子映着我的脸，头发乱着，眼泡肿着。我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冰凉，激得我一哆嗦。我听见外面婆婆在擦地，拖鞋蹭着地板，一下一下的。李建国说我来吧，她说不用，你坐着。然后就没声了。

我出来的时候，婆婆已经回屋了，李建国坐在沙发上，搪瓷缸子放在茶几上，缸口的磕痕冲着上面。我说睡吧，他说嗯。我们俩进了卧室，关了灯。他在黑暗里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睁着眼躺了半天，听着外面雪粒子还在打窗户，沙沙沙沙的，像有人拿指甲在刮。

第二天早上，婆婆照常六点起来，上厕所，回屋。我七点半喊她吃饭，她出来的时候穿着那件薄睡衣外面套了件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脸上还抹了东西，闻着像雪花膏。李建国坐在饭桌前，低头喝粥，不看她。她也不看他，筷子夹着咸菜，小口小口地吃。

那天上午，我出去买菜，在楼下碰见隔壁的老周媳妇。她问我，你家婆婆来了？我说来了。她说住得惯不？我说还行。她说你婆婆看着挺年轻的，不像62的。我说嗯，她身体好。老周媳妇笑了笑，说那你可省心了。我也笑了笑，没说话。拎着菜上楼的时候，我走得特别慢，一层一层地数台阶。六层，84级台阶，我数了两遍。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了。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眼睛管不住。婆婆洗澡出来，我看看她穿什么。李建国在家的时候，她穿那件薄的。李建国不在家，她穿那件厚的，灰色的，棉的。她跟李建国说话的时候，声音比跟我说话的时候软，尾音往上挑。她给他递东西的时候，手伸得长，身子往前倾。李建国接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看她，可手有时候会碰到。

有一回，李建国在沙发上睡着了，打呼噜。婆婆从屋里出来，拿了一条毯子给他盖上。她站在沙发旁边看了他一会儿，手放在他额头上，像是试温度。我正好从厨房出来，看见了。她看见我，手缩回去，说怕他着凉。我说嗯，毯子薄，再拿一条吧。她说不用了，转身回屋了。

那天晚上，我跟李建国说，你妈住到开春就回去吧。他说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是觉得她在这儿不习惯。他说她没说不习惯啊。我说你看她天天在屋里待着，也不出门，也没个说话的人。他说那你想让她去哪儿。我没说话。他翻了个身，说睡吧。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婆婆说她也来包，洗了手坐在桌前。她包饺子快，手指头一捏就是一个，褶子均匀。李建国在旁边擀皮，擀着擀着，婆婆说，你擀厚了，中间得薄。李建国说哦，重新擀。婆婆伸手过来，在他擀的皮上按了一下，说这样，边儿上薄，中间厚。她的手按在他手背上，停了一下。李建国没动。我把饺子摆到盖帘上，一个一个码好，没抬头。

吃饭的时候，婆婆说，过了年我就回去。李建国说急啥，天暖和了再说。婆婆说，老家的鸡得喂，菜园子也得拾掇。李建国说，让老二弄。婆婆说，老二忙，顾不上。我夹了个饺子，咬了一口，说，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开春了我跟建国回去看看。婆婆看了我一眼，说行。

那天晚上，李建国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他坐在沙发上，婆婆坐在那头。电视开着，放的还是抗战剧。我在厨房刷碗，听见婆婆说，你少喝点，血压高。李建国说嗯。婆婆说，你媳妇挺好的。李建国说嗯。婆婆说，你爸走那年，你才40出头，现在都快60了。李建国没说话。婆婆说，我有时候梦见你爸，还是年轻时候那样。李建国说，妈，别说了。

我把碗摞好，擦干手，出来的时候，婆婆已经回屋了。李建国坐在沙发上，搪瓷缸子放在茶几上。缸子里是白开水，冒着热气。他看见我，说，刷完了？我说嗯。他说，睡吧。我说嗯。

腊月二十八，李建国的弟弟李建军来了。他开着一辆面包车，从老家过来，带了一袋子土豆，一袋子白菜，还有两只杀好的鸡。他进门叫了声哥，叫了声嫂子，看见婆婆，说妈你胖了。婆婆说，在这儿吃得好。李建军说，那就多住一阵子。婆婆说，过了年就走。李建军说，走啥，就在这儿住着呗，我哥这儿暖和。

李建军吃了顿饭就走了，说还要回去准备年货。他走的时候，婆婆送到门口，说路上慢点。李建军说知道了。他下了楼，婆婆还站在门口，扶着门框。李建国说，妈，进来吧，外头冷。婆婆说，嗯，进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屋里叠衣服，听见客厅里婆婆跟李建国说话。婆婆说，建军也不容易，一个人种那几亩地，媳妇身体又不好。李建国说，嗯。婆婆说，你比你弟强，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李建国说，强啥，也就那样。婆婆说，你媳妇也不容易，跟着你没享什么福。李建国没说话。婆婆说，你以后对她好点。李建国说，知道了。

我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关上柜门的时候，手有点抖。我站在柜子前面，看着柜门上的穿衣镜。镜子里的人，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我62了，比婆婆还大两个月。我62了。

年三十那天，儿子回来了。他念大专，学的是汽修，明年毕业。他进门叫奶奶，婆婆从屋里出来，穿着那件厚睡衣，外面套着毛衣。儿子说奶奶你瘦了。婆婆说，哪儿瘦了，胖了。儿子说，没胖，脸小了。婆婆笑了笑，摸了摸孙子的头。

年夜饭是我跟婆婆一起做的。她炒菜，我打下手。她炒了个鸡蛋，油放多了，锅里滋啦滋啦响。她说，你家的锅好，不粘。我说，用了好几年了。她说，我那个锅，用了十几年，底儿都薄了，炒菜糊。我说，回头给你买个新的。她说，不用，那个锅好用。

吃饭的时候，李建国倒了杯酒，跟儿子碰了一下。婆婆说，我也喝点。李建国说，你喝什么酒。婆婆说，过年嘛。李建国给她倒了半杯。她抿了一口，说辣。李建国笑了笑，说，少喝点。婆婆说，嗯。

那天晚上，儿子在客厅看春晚，我跟李建国在厨房收拾。他说，你最近话少。我说，累。他说，累啥，不就做个饭。我说，嗯。他说，你是不是有啥心事。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咋不高兴。我说，我高兴。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正月初三，儿子走了，回学校了。婆婆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儿子的背影，说，这孩子瘦了。我说，他减肥呢。婆婆说，减啥肥，正长身体呢。我说，他都20了，不长个了。婆婆说，也是。

那天下午，婆婆说想出去走走。李建国说，我陪你去。婆婆说，不用，我自己转转。她穿上棉袄，围上围巾，出了门。我在阳台上看着，她走到小区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往回走。走到楼底下，她抬头看了看，看见我了，摆了摆手。我也摆了摆手。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橘子。她说，楼下卖的，10块钱3斤。我说，便宜。她说，你尝尝。我剥了一个，是酸的。她说，酸的好，开胃。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看见沙发上有个人影。是婆婆。她坐在沙发上，没开灯，就着窗外的路灯光。她穿着那件薄睡衣，头发散着。我站在走廊口，没出声。她没看见我，眼睛看着前面，不知道在看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回了屋。门轻轻地关上了。

我站在走廊口，站了好一会儿。客厅里很静，冰箱嗡嗡地响。茶几上放着那个搪瓷缸子，缸口的磕痕冲着上面。我走过去，拿起缸子，里面还有半缸子凉水。我把水倒了，把缸子放回原处。回屋的时候，李建国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

正月初八，婆婆说，我该回去了。李建国说，再住几天吧，过了十五再走。婆婆说，不了，回去还得收拾屋子。李建国说，那我送你。婆婆说，不用，我自己坐车。李建国说，我送。婆婆说，你送啥，你血压高，别折腾了。我送吧。他们俩都看着我。我说，我送妈回去。

正月初十，我跟婆婆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车。李建国送到车站，把编织袋放进行李舱，把搪瓷缸子递给婆婆，说，路上喝水。婆婆接过来，说，你回去吧。李建国说，到了打个电话。婆婆说，知道了。

车开的时候，李建国站在站台上，手插在兜里。婆婆隔着车窗看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转过头来，坐正了，把搪瓷缸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捂着。她说，你睡会儿吧，还早呢。我说，不困。

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镇上下车，又坐了个三轮到村口。婆婆的老屋在村东头，三间瓦房，一个院子。院墙是土坯的，塌了一个角。门锁着，婆婆从兜里摸出钥匙，捅了好几下才打开。屋里一股霉味，桌上落了一层灰。婆婆说，你看，不回来不行吧，再不回来这屋子就完了。

她把编织袋放在床上，把搪瓷缸子摆在桌上，把棉被抱出来晾在院子里。她说，你坐，我烧点水。我说，不用忙了，我歇会儿就回去。她说，住一宿吧，明天再走。我说，不了，孩子他爸一个人在家。她说，那行，我给你做点饭。

她进了厨房，我听见她劈柴的声音，咔嚓咔嚓的。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晾衣绳上的棉被，太阳照在上面，能看见棉花里面细细的灰。院墙外头有鸡叫，一声一声的。

吃完饭，我要走了。婆婆送我到村口，从兜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千块钱。她说，你拿着。我说，不用，妈。她说，拿着，给孩子的。我说，孩子不缺钱。她说，你拿着。我接过来，揣在兜里。她说，路上慢点。我说，嗯。她说，你是个好媳妇。我说，妈，别说了。

我坐三轮到镇上，又坐长途车回县城。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李建国坐在沙发上，看见我，说，回来了。我说，嗯。他说，妈到了？我说，到了。他说，她说什么了。我说，没说什么。

我进了屋，把兜里的布包掏出来，放在柜子里。柜门上的穿衣镜映着我的脸，头发乱着，眼泡肿着。我站在镜子前面，站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李建国去公园下棋了。我一个人在家，把屋子收拾了一遍。婆婆住过的那间屋，床单撤下来洗了，枕头套也洗了。书桌上空空的，搪瓷缸子拿走了，留下一个圆圆的印子，灰没擦干净。我用抹布把那个印子擦了，擦了好几遍，还是有一圈浅浅的痕。

晚上李建国回来，说，今天赢了两盘。我说，嗯。他说，你做饭了？我说，做了。他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抗战剧，枪炮声轰轰的。他看了一会儿，说，这集看过了。换了台，又是抗战剧。他说，怎么全是这个。我说，你爱看这个。他说，我不爱看。我说，那你别看。他把遥控器放下，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李建国在旁边，背对着我。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窗外有月光透进来，照在衣柜上，照在柜门的穿衣镜上。镜子里有一小块亮，别的都是黑的。我翻了个身，也背对着他。

过了几天，李建军打来电话，说婆婆回去之后挺好的，鸡也喂了，菜园子也拾掇了。李建国说，那就好。挂了电话，他说，妈说让你有空回去看看。我说，嗯。他说，你啥时候去。我说，再说吧。

又过了几天，我在街上碰见老周媳妇。她问我，你家婆婆走了？我说，走了。她说，住得惯不？我说，还行。她说，你婆婆挺有气质的。我说，啥气质。她说，就是看着不像农村老太太。我说，她一辈子都在农村。老周媳妇笑了笑，说，那是底子好。

我拎着菜上楼，一层一层地数台阶。六层，84级台阶，我数了两遍。到家的时候，李建国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那个搪瓷缸子。我愣了一下，说，这个缸子不是给妈了吗。他说，她没拿，落这儿了。我说，那给她寄回去。他说，寄啥，放着吧。

我拿起搪瓷缸子，缸口的磕痕冲着上面。我摸了摸那个磕痕，有点扎手。我把缸子放回茶几上，进了厨房。厨房的窗户开着，能看见楼下的路。路上有人走过去，有人走过来。我把菜放在案板上，开始切。刀碰着案板，咚，咚，咚。

李建国在客厅喊，晚上吃啥。我说，白菜。他说，又吃白菜。我说，那你想吃啥。他说，随便。我说，没有随便。他没说话。

我切着白菜，一刀一刀的。窗外有风，把窗帘吹起来，又落下去。我想起婆婆在院子里晾棉被的样子，想起她站在村口的样子，想起她坐在沙发上穿着那件薄睡衣的样子。我把白菜切完了，放在盆里，拧开水龙头洗。水哗哗地流，冲在白菜上，溅到我手上。水凉，凉得我手疼。

那天晚上，李建国睡着了，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我站在走廊口，看了看沙发。沙发空着，茶几上放着那个搪瓷缸子。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缸子上，白底蓝花，磕痕那块儿黑黑的。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然后我进了卧室，关了门。

李建国翻了个身，说，你咋不睡。我说，睡了。他伸出手，搭在我胳膊上。我没动。他也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收回去了。

我睁着眼，听着他呼吸慢慢匀了。窗外的月光还在，照在衣柜上。柜门的镜子里有一小块亮。我看着那一小块亮，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做饭。小米粥，馒头，咸菜。李建国坐在饭桌前，低头喝粥。我坐在他对面，也喝粥。他说，今天还去公园？我说，去。他说，那我去下棋。我说，嗯。他吃完，站起来，穿上外套，出了门。我听见他下楼的声音，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轻。

我坐在饭桌前，没动。粥还热着，冒着气。咸菜在碟子里，黑黑的。我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咸菜，放在嘴里。咸，还有点酸。我嚼了嚼，咽下去。

然后我站起来，收拾碗筷。搪瓷缸子放在茶几上，我拿起来，用水冲了冲，放在碗柜里。碗柜里有一个空位，是原来放这个缸子的地方。我把缸子放进去，正好。

我关上碗柜的门，站在厨房里。窗外有太阳，照进来，照在案板上。案板上有一道刀痕，深深的。我伸手摸了摸，平的，不扎手。

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婆婆。她说，到了？我说，到了。她说，家里都好？我说，都好。她说，那就好。我说，妈，那个缸子落这儿了。她说，哦，那个啊，不要了，你们用吧。我说，好。她说，那我挂了。我说，嗯。

挂了电话，我站在电话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走到阳台上，往下看。楼下有人在走路，有人骑着车过去。太阳照在楼下的树上，树叶亮亮的。我站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晒了好一会儿。

李建国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做饭。他说，今天输了。我说，输就输呗。他说，那老头耍赖。我说，你别跟他下不就完了。他说，那跟谁下。我说，随便。他没说话，坐在沙发上，开了电视。抗战剧，枪炮声轰轰的。我在厨房炒菜，油在锅里滋啦滋啦响。

吃饭的时候，他说，妈打电话了？我说，打了。他说，说啥了。我说，说缸子不要了。他说，哦。他说，那个缸子跟了她20多年。我说，嗯。他说，她舍得？我说，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李建国在旁边，平躺着。他说，你最近老是走神。我说，没有。他说，你有。我说，没有。他说，你是不是想妈了。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想啥。我说，啥也没想。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窗外有月光，照在衣柜上。柜门的镜子里有一小块亮。我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黑暗中，我听见冰箱嗡嗡地响，听见楼下有人说话，听见远处有车过去。然后我听见李建国的呼吸声，慢慢的，匀了。

我想起那天晚上，搪瓷缸子掉在地上的声音。当啷一声，茶水泼了一地。婆婆站起来，说，烫着没有。李建国说，没事没事。我站在走廊口，没出声。

那个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啷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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