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看完《红灯记》问：鸠山为何这么演？向谁学的？

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64年的一个夜晚，毛主席走上台接见全体演员，握到"鸠山"扮演者袁世海的手时，忽然停住，发出一个让所有人心跳加速的问题："你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跟谁学的？"

这话听着轻巧，在场的人却全都屏住了呼吸——鸠山，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反派之一。

这背后，藏着一段京剧界前所未有的创作传奇。

一个没人知道怎么演的角色

1963年秋天，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接到一项任务：把一部正在风靡全国的沪剧，改编成京剧。

这部沪剧叫《红灯记》，故事背景是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讲的是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三代人，奶奶、父亲李玉和、女儿铁梅，如何保护一份密电码，与日本宪兵斗智斗勇的故事。

（画面切到《红灯记》演出的历史影像）

这个故事本身没问题，情节紧凑、人物鲜明，尤其是"痛说革命家史"那场戏，光看剧本就能感受到份量。可改成京剧，有一道坎迈不过去。

那就是剧里的大反派，日本宪兵队长鸠山。

京剧有京剧的规则。传统戏里的反角，讲究的是脸谱直白、表情夸张，一上台就要让人一眼看穿"这是坏人"。可鸠山这个角色，偏偏不是那种简单的坏。

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军官，外表温文尔雅，跟李玉和喝酒时满脸笑意，逼供时刀锋尽藏，每一句话都带着算计，这种"带着笑的刀子"，用传统京剧的表演套路根本拿不住。

谁来演鸠山？答案很快定下来，袁世海。

说起袁世海这个人，京剧圈里没人不知道。他是"活曹操"，演曹操演了几十年，眼神一动、手指一抬，全场都知道那是满腹算计。要说驾驭复杂的反派，他是不二人选。

但袁世海自己心里，却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他私下跟阿甲说了一句话："这角色演起来，心里闹鬼。"

演日本鬼子，在那个年代是要冒风险的。演得太狠，观众不接受；演得不狠，戏没分量。演好了没人说你，演坏了帽子就来了。

阿甲没废话，只问了一句："你怕什么？"

其实袁世海演反派不是第一次。他演过曹操、演过鲁智深，各种复杂角色他都驾驭过。那些角色他心里有谱。

曹操多疑奸雄，可以用传统净行的程式撑起来；李逵粗豪莽撞，用架子花脸的功架一展就有。

可鸠山不一样。鸠山是侵略者，是外国人，更关键的是，他是个看上去有文化、有礼貌、甚至让人感觉"很亲切"的坏人。

"这种人，用什么程式？用什么脸谱？"袁世海翻遍脑子，找不到答案。

袁世海没有答，转身回去翻资料去了。

一本书里的答案

袁世海翻了很多资料，想找鸠山的原型。

《红灯记》故事里的鸠山，原型是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日本特务机构负责人，但这类人留下的直接史料很少，不好找。

他先去看了电影版《自有后来人》对日本军官的刻画，太直白，不够细腻。又翻了些抗战史料里对日本特务的描述，太简略，没有活人的质感。

问题是：鸠山外表要文雅、内里要阴毒，还要让观众一眼感觉到那股令人不适的劲儿，却又说不清哪里不对。这感觉，几条史料查不出来。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翻到了一本书：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

（画面切到溥仪旧照与《我的前半生》书封面）

那本书他本来随手翻翻，没想到翻到了一段描述，溥仪笔下的土肥原贤二："脸上始终带着温和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所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靠得住的。"

袁世海看到这句话，愣了好一阵子。

土肥原贤二，日本头号对华特务，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劳伦斯"，精通多门语言，笑容永远是温暖的，待人永远是恭顺的，但凡靠近他的人，下场都不太好。

1948年，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袁世海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这就是我要找的鸠山。"

不是吼叫，不是咆哮，不是脸谱上标注"我是反派"，而是带着笑，带着礼貌，带着让人后背发凉的算计。接下来，排练场里的袁世海变了个样。

他不练嗓子，不练身段，专门练一件事：眼神，和搓手的动作。

他给鸠山设计了一个标志性的细节，搓手。

鸠山刚上台时，搓手的动作轻柔，像个斯文的大夫；随着剧情发展，每当李玉和不肯就范，那双手搓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重；到逼问无果时，那个动作几乎变成了无法掩饰的怒意。

不用说一句话，鸠山的心理状态全在那双手上。

首席演员刘长瑜后来回忆，当鸠山那个形象在排练中成形的时候，剧组里有人说："这人看上去不像坏人，但他一出来，比坏人还让人不舒服。"

袁世海听见，只笑了笑，没说话。

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毛主席沉默了

1964年，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红灯记》正式登台，反响极好，连演连满，哪哪都在讨论，"铁梅""李玉和""奶奶"成了那一年最热的名字。没过多久，毛主席来看了这场戏。

演出结束，毛主席起身，什么也没说，走了。

周恩来总理等人也在座。毛主席一句话没留下。这下，全剧组的人都懵了。演好了，还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夸，还是批？谁也不知道。

人心慌慌地等着。

"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达下来，说毛主席还要再看一遍《红灯记》。"这一句话，让全剧组更紧了。再看，意味着他有话说。

但到底是什么话——袁世海后来自己说，那几天他心里一直悬着，睡不踏实。

同剧组的演员也都绷着。演正面角色的那几位还好，李玉和演得怎样、铁梅演得怎样，多少心里有数。但袁世海演的是反派，谁都搞不清楚，主席对这个"日本坏人"，到底会是什么态度？

有人私下悄悄问袁世海："要不要再改改，收一点？"

袁世海想了半天，摇摇头："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就不能瞎改。"他决定照样演。

再次演出那天，他上台，依旧是那个带着笑意的鸠山，走得慢，说得轻，眼神冷，双手在不同的情绪里一点点变化……

帷幕落下，毛主席起身，走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

到袁世海面前，他停住了。"你这个鸠山演得很成功，跟谁学的？"

袁世海吓了一跳，赶紧回答："一个是导演的教导，一个是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日本人土肥原……"

毛主席听完，笑了笑，轻轻点头。

接着，他又对剧组提出了一个细节的修改。

剧里有一句台词，铁梅对父亲说："爹，外面天冷，您带上围脖。"毛主席说，围脖这个词，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应该改成围巾。

一个词，就是"围脖"变"围巾"。

大家心里顿时落了地，主席不是批评，他是在仔细品，仔细抠。

一个反派竟成了经典

这场演出之后，《红灯记》在全国演了一千多场，走遍矿区、林场、军营，甚至搭了临时舞台的边陲哨所。

铁梅、李玉和、奶奶，这三个角色成了那个年代最深入人心的形象。

但圈子里的人都清楚：让《红灯记》真正立得住的，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鸠山。一个反派能成为经典，靠的不是恨意，是层次。

袁世海的鸠山，从来不喊，从来不跳。

他走得轻，站得稳，笑容永远挂在脸上，手势永远收敛克制。可正是这种克制，让观众心里打寒战，这比咬牙切齿的坏人更让人不舒服，因为更像真的。

刘长瑜曾在纪念袁世海的活动上说：袁先生塑造的鸠山，打破了脸谱化表演，把侵略者的狡诈残暴刻画得立体鲜活。

即便年近七旬，他仍然在为剧中一个高难度动作反复练习，其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人敬佩。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说：袁世海在《红灯记》里演鸠山，却没有用传统净行"大花脸"的厚重油彩。他的脸谱是简化的，妆容是淡化的，因为鸠山不能看上去像个"反派"，他要看上去像个"正常人"。

这一破，就是把整个架子花脸行当的反派表演，往前拨了一大格。

那个让全场观众产生不适感的搓手动作，从此成了京剧史上对反派心理刻画的经典案例。

后来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动作，说袁世海把搓手的节奏和力度分成了十几个层次，对应鸠山不同情绪下的不同心理。

从最初试探时的轻柔，到受挫时的焦灼，再到恼羞成怒时的粗暴。这样的细腻处理，在传统京剧的反角表演里，从来没有过。

旁观者评价，袁世海把一个本可以脸谱化处理的侵略者，拍成了一张活生生的X光片，照出了这类人骨子里最真实的那股劲儿。

溥仪写土肥原贤二，只是在写历史。袁世海读到那段文字，把它变成了舞台上的鸠山。

毛主席握住袁世海的手，问了一句"跟谁学的"，背后是对一个演员做足功课、敢于突破的认可。

这三个人，隔着时代，在一场戏里汇成了一句话：好的角色，从来不是在台上想出来的，是在书里读出来的，在生活里找出来的。

1965年，《红灯记》在广州演出，中山纪念堂5000个座位，天天座无虚席。港澳同胞专程绕道深圳来看这场戏。

1964年那个夜晚之后，袁世海很少再被人叫"袁老师"。

认识他的人，更愿意叫他"鸠山"。

【主要信源】 1. 《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红灯记〉从诞生到走红的幕后故事》，解放日报，权威历史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