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很多人提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第一时间想到的大多是陈毅，却常常忽略了另一个核心人物。在主力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留在南方的那部分力量，身处绝境，没有后方补给，一度和党中央失去联络，每一天都要面对生死考验，这支队伍能够撑过漫长的三年，项英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战略转移，出发之前中央做出安排，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项英担任分局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担任政治部主任，留下红二十四师、各个地方独立团，加上党政干部、伤病员一共三万多人留守中央苏区，任务就是牵制国民党部队，掩护主力红军撤离，守住已经建立起来的苏区根据地。最开始的设想，是留守部队可以守住核心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在外打开局面之后再回师反攻。战争局势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估。国民党调集大批兵力，在主力红军向西开进的同时，转头加紧围剿中央苏区，各个县城接连失守，苏区控制的区域不断被压缩，留守部队的活动范围越变越小。

那个阶段，项英身上承受的压力是旁人很难体会的。一边要指挥部队阻击敌人进攻，尽可能迟滞敌军推进，给长征路上的主力争取更多时间，另一边还要维持苏区内部的运转，安置伤员、疏散干部，处理地方上各类繁杂事务。部队打了几次硬仗之后，损失开始不断扩大，陈毅当时就提出看法，不能继续打阵地战，要尽快转变思路，把大部队拆开，转入分散的游击斗争，但是那时候项英还在等待中央进一步的指示，没有立刻完成战略上的转向，依旧尝试集中兵力开展作战，这也带来了较大的战斗损耗。等到苏区大部分地盘沦陷，部队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的区域，局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1935年年初，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发来两份"万万火急"电报，明确要求中央分局立刻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模式，部队拆解成小股力量，分散突围，开展山地游击战，不要固守原有阵地。

接到中央电报之后，项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落实中央的指示，安排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这一次突围过程惨烈至极，大批优秀干部倒在了战斗当中，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先后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之后英勇就义。很多支突围出去的队伍被打散，人员牺牲、失散严重，能够冲出来的只是少数人。项英和陈毅带着一小部分人员几经险境，躲过敌人层层封锁，辗转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才算暂时站稳脚跟，这里之后也成为中央分局活动的中心区域。经历过这次惨痛的突围，项英彻底放弃了打大仗、守大根据地的想法，完全接受游击战的斗争思路。

1935年4月，项英、陈毅在大余长岭召集干部开会，也就是历史上的长岭会议。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总方针，把赣粤边划分成好几块小的游击区域，机关全部精简，干部下放到各个片区，不再维持庞大的指挥机构，游击队以小股为单位，不跟敌人硬拼，以伏击、袭扰的方式开展行动，同时还要做好群众工作，建立地下交通网，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开完这次会议之后，南方游击战争才算真正步入正轨。

当时国民党对游击区的手段极其残酷，实行烧山、并村、十家连坐，封锁所有集市，限制老百姓购买粮食盐布，悬赏高额赏金捉拿项英、陈毅等人，还利用叛变的原红军将领设下圈套，制造北山事件，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项英和陈毅差一点落入敌手。山里的日子没有安稳可言，没有固定房屋，山洞、树丛就是栖身之所，敌人大规模搜山的时候，一连好多天不能生火，不敢发出声响，粮食经常断绝，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冬天深山气温很低，几个人挤在一起，靠着一条薄毯子互相取暖。项英原本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没有过多山林游击的经验，在这种环境下，他完全放下过去的工作习惯，跟着队伍翻山越岭，和普通游击队员一样风餐露宿，参与行军、放哨，研究敌情，处理各个游击区传来的消息，维系各个分散游击区之间的联络。在和中央长时间断绝通信的情况下，很多重大决策都要靠中央分局就地判断，项英要统筹赣粤边的全盘工作，同时还要给闽西、湘赣边等其他游击区传递指示，协调斗争方向，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统一开会，只能依靠秘密交通员来回传递纸条，交通线一旦被破坏，消息就会中断，每一次下达指令都要承担极大风险。

后来陈毅回忆这段岁月，讲过，那个艰难阶段，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项英。这句话并不是凭空的吹捧。在长岭会议之后，陈毅更多负责一线军事行动，外出到各个据点走访、指挥作战，而项英更多承担分局整体的统筹，制定政策，处理党内事务，抓群众工作，研究敌人动向，预判局势变化。他反复向游击队员强调，游击战能不能坚持下去，根本离不开老百姓，脱离群众，队伍一天都活不下去。游击队不能单纯打仗，还要替当地群众争取利益，保护普通百姓，正是靠着这一点，即便国民党威逼恐吓，依旧有大量群众冒着杀头风险，偷偷给山里的游击队送粮食、传递情报、掩护伤员转移，游击火种才没有被彻底扑灭。

斗争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内部也会出现动摇分子，有战士受不了苦难选择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给游击队带来巨大威胁。项英需要处理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整顿组织，甄别人员，在看不到明确出路的漫长日子里，尽量稳住人心，让大家在看不到胜利曙光的时候，依旧保留革命信念。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国内局势出现变动，项英结合现实形势，调整游击区的斗争策略，抓住时机扩充群众基础，积蓄武装力量。等到事变平息，国民党又调转枪口继续"清剿"，游击队又要重新面对严酷的围剿，反反复复，没有喘息的机会。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南方八省十多个游击区，保存下来的游击队员，改编成为新四军，项英也成为新四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当初在山林里面苦苦保留下来的这批骨干力量，就此奔赴抗日战场。

后来中央政治局专门针对南方游击区工作作出决议，充分肯定了项英和游击区全体人员的功绩，评价他们长期艰苦奋斗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很多年后回望这段历史，不能简单把三年游击战的全部功劳归于某一个人，这是无数牺牲的普通战士、地下群众共同拼出来的结果。但也不能忽略，在主力远去，外界音讯隔绝，生死悬于一线的绝境当中，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扛起了这副千钧重担，走过了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曲折过程，承受过失利的教训，也完成了战略的转变，维系住南方分散的革命支点。

很多历史事件，胜利的结果容易被记住，可中间那一段极为艰难、看不到希望的坚守，常常被一笔带过。长征的壮阔世人皆知，可同样浴血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更多细节埋在史料当中。如果没有那一批人在南方山林当中苦苦撑过三个春秋，就不会有新四军这支抗日武装的基础，而项英在其中所经历的挣扎、纠错与坚持，值得后人客观看待。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绝境下的坚守，本身就值得后人反复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