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月，云南元江一带，解放军两个轻装团正在山路上急行。连续多日的追击，战士们困得睁不开眼，却不敢停下，因为前方是国民党军第八兵团，也是国军在大陆最后一支成建制的大兵团。
这场战役的起点，并不在元江，而在昆明。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第九十三军、第七十四军起义，昆明局势迅速变化。蒋介石闻讯后，急令第八军、第六十军向昆明进攻，企图重新控制云南，打通南撤通道。
负责指挥这次进攻的，是汤尧。此人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后来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蒋介石把他调来统率部队，本想凭借其资历和威望稳住局面，却忽略了第八军与第二十六军之间积怨已久，部队内部并不齐心。
12月中旬，汤尧把指挥部设在昆明东面的板桥一带。18日，他命第八军从东面推进，第二十六军从南面施压。国民党空军还对昆明实施轰炸，城内形势一度紧张。
卢汉没有坐等援军。他一面组织防御，一面设法争取对方将领。值得一提的是，他释放了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希望二人回部队后促成起义。结果却出现了不同反应：李弥主张继续作战，余程万则判断昆明难以夺回，继续进攻只会陷入腹背受敌。
12月21日前后，第二十六军开始向宜良方向撤退，第八军也随之动摇。汤尧的进攻计划就此破产。昆明保卫战没有演变成长期巷战，卢汉部队得以守住城市，汤尧则被迫率部向滇南退却。
此时，国民党残部大约还有数万人。有人主张留在滇南，有人希望从蒙自机场撤往台湾，也有人盘算经边境进入越南。各派意见互相牵制，表面上仍有军队番号，实际上已经缺少统一意志。
更大的变化来自解放军。
广西战役结束后，陈赓指挥的第四兵团奉命进入云南。由于部队需要补充冬装，主力行动受到影响，中央军委随即调第十三军部分部队归陈赓指挥，要求抓住战机，迅速追击汤尧集团。
1950年1月，陈赓部队以轻装部队连续急行军，突然出现在蒙自附近。国民党军没有料到解放军推进如此迅速，蒙自机场和县城很快失守。原本准备从空中撤离的计划被打乱，滇南残军只得向建水、石屏和元江方向逃跑。
这一段追击极其艰苦。部队连续行军，战士们常常走着走着就靠在路旁睡着。山路上丢满了弹药、骡马和行李，掉队人员不断增加。国民党军虽然人数不少，却已经失去有效指挥，只能各自寻找出路。
汤尧试图依靠元江一带的地形阻挡追兵。元江铁索桥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桥头两侧山势险要。追到这里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兵力并不占优势，只有两个轻装团，人数不到两千，而汤尧部仍有数万之众。
陈赓没有等待大部队齐集，而是命令部队分路穿插，以营为单位抢占桥头附近高地。兵力少，就靠动作快；正面难以突破，就从侧翼切断道路。解放军控制关键山头后，汤尧部队拥挤在桥前，既无法渡江，也难以重新组织反击。
战斗持续后，汤尧集团基本瓦解。少数人员越过元江，向边境方向逃窜，更多官兵被俘或失散。汤尧本人藏进荆棘丛中，仍被解放军搜索部队发现。
被带到一间简陋房屋后，他起初还摆出旧日身份，带着几分不服气，问道：“陈赓呢？怎么不来见老师？”
这句话传到陈赓那里，他没有回避。两人早年在黄埔军校有师生关系，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汤尧后来曾在校任教。不过，这层关系并不意味着二人亲近。陈赓对汤尧的为人和作风并不认同，只是在处理俘虏时保持必要的礼数。
不久，陈赓推门而入，开口便说：“老师，我来看你了。”
汤尧先是一怔，随后恢复平静。陈赓请他坐下，又说道：“汤副司令的飞机，还是没有战士的腿快。”汤尧苦笑着承认，自己确实成了“坐飞机的俘虏”。
沉默片刻，他问陈赓，解放军连续奔袭数百里，究竟凭什么追上自己的部队。陈赓只回答了一个字：“走。”
汤尧听后许久没有说话。元江铁索桥旁，曾经依靠番号和军衔维系的队伍已经消散，而决定胜负的，正是这支部队能否在最疲惫的时候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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