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木樨地干部公寓,陈永贵已经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却很少有真正清闲的时候。有人劝他安心休养,他却摆摆手说:“我还是想到地里看看。”这句话,透露出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对土地的熟悉,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何去了北京东郊农场。
陈永贵出生于1915年,原籍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一带。幼年丧失父母后,他曾被乡亲收养,靠做长工、当伙计、下矿劳动谋生。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农民的辛苦有切身体会,也让他形成了不愿坐享其成的性格。
1948年,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大寨从事农业生产和基层工作,逐渐成为当地带头人。1950年,他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52年,又成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大寨后来成为农业建设中的典型,陈永贵也由此走进全国视野。
他的经历并不是一条平坦的上升线。陈永贵没有受过系统教育,讲话直,办事硬,许多判断都来自土地和生产实践。正因为如此,他在农民中有号召力,也容易把问题说得很直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他仍保持着浓厚的农村干部习惯,不太讲究排场。
1975年,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了1980年,他辞去领导职务,生活安排成为一个实际问题。组织上为他安排了北京的住房和相应保障,对一位曾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同志来说,这是正常的待遇。但陈永贵心里并不踏实,他觉得自己还能做事,不能只在屋里接受照料。
考虑到他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经历,有关方面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这个职务没有行政权力,却很适合他的专长。农场遇到栽培、管理和生产安排方面的问题,他常常亲自询问,愿意听一线职工的意见,也会结合大寨经验提出看法。
有农场职工回忆,陈永贵到田间时并不把自己当成“首长”。他穿着朴素,见到工人便聊天,问得最多的是庄稼长势、劳动安排和收入情况。有人劝他少操心,他回答:“干农业的人,不能光看报表。”这类话不复杂,却很有他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晚年没有回大寨养老,并不等于他与家乡疏远。相反,大寨和昔阳对他有特殊意义。问题在于,他在当地的影响太大。作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典型人物,他若长期住在县里,乡亲会不断来找,基层干部也很难把他只当普通老人看待。
记者冯东书曾谈到,陈永贵性格直率,遇事敢说。如果回到昔阳,许多干部面对这位老领导、老典型,难免顾虑重重。陈永贵一句批评,可能被乡亲反复议论;他的一次表态,也可能影响当地工作。让他留在北京,既是生活上的安排,也有减少地方压力的考虑。
家庭因素同样不能忽略。陈永贵的原配夫人李虎妮于1965年因病去世,后来宋玉林与他共同生活。宋玉林也有农村和革命工作经历,懂得陈永贵的脾气与习惯。到北京以后,陈永贵除了去农场,更多时间用于陪伴家人,生活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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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回忆,陈永贵在家中仍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即使担任过副总理,他也没有完全改变农村生活留下的习惯。对他而言,北京并不是忘记大寨,而是晚年工作、家庭和医疗条件共同决定的居所。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病重期间,他曾希望不要继续使用过于昂贵的药物,医护人员没有同意。临终前,他提出想吃西瓜这一小小要求。去世前留下的遗愿,是丧事从简,骨灰撒在大寨,而且不使用飞机。
这份遗愿很能说明问题:陈永贵晚年住在北京,工作也在北京,但心里的归宿始终是那片山地。他没有回乡,并非因为不愿回去,而是因为身份、影响、家庭和医疗等多重原因交织在一起。东郊农场的顾问岗位,正好让他继续接触土地,也让大寨之外的晚年生活保持了一份实际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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