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谷牧秘密派遣8人飞上海，探知帮派策划武装叛乱的情报

1976年10月8日上午，北京国家计委一间办公室里，谷牧、袁宝华和几名干部围坐在一起。前一天，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粉碎了“四人帮”集团。此时的北京，局势逐渐稳定，可上海仍像一块没有揭开的石头，谁也不知道下面压着什么。

谷牧没有长篇解释，只说上海的情况必须尽快摸清。他点名组成一支八人小组，前往上海，以检查计划、生产和交通工作为名，实际任务是了解当地动向，并把重要情况迅速送回北京。

这八个人并非临时拼凑。他们分别来自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家建委，长期负责全国经济计划、工业生产、物资调度等工作。每年全国计划会议上，他们都同上海及各地干部打交道，突然前往上海，表面上并不显眼。

徐良图熟悉生产调度，被称为处理急事的“救火队长”；曹大澄、李景昭等人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对上海工业系统也不陌生。王守家曾担任袁宝华秘书，办事细密。正因为这些人有公开身份，上海方面不容易立刻看出真正意图。

谷牧特别交代曹大澄，要设法找到王一平。两人因书画相识，关系稳固，更重要的是，王一平在上海工作多年，对当地干部之间的关系和特殊时期的内部动向十分清楚。

王一平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特殊年代里，他受到审查并被送往“五七干校”。有人提出，只要他揭发陈丕显，就可以提前获得所谓“解放”，他却没有答应。后来，张春桥在相关材料上批评他“思想反动”。直到1971年，王一平才重新恢复部分工作。

谷牧看重的，正是这种立场和性格。临行前，他亲自同王一平通了电话，但没有在电话里谈具体内容，只约定等北京来人后再见面。这样安排，是为了避免通话被监听，也避免消息提前泄露。

10月9日，八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却没有看到接站人员。王守家打电话询问，对方推说住宿尚未批准，旅馆也没有空房。王守家干脆表示，既然如此，就住到工交组办公室去。对方听后显然慌了，随后才派车前来。

接他们的是一名处长。刚上车，他便试探着问：“春桥同志还好吧？”这句看似随意的话，让八人意识到，上海方面对北京的变化并非毫无察觉。

他们被安排到一座小楼，随后又被转移到衡山饭店。房间条件变好了，警戒却更严。楼梯被封闭，人员上下只能乘电梯，楼道里还有“服务员”来回走动，实际是在观察八人的行动。

这种安排说明，上海方面已经产生了怀疑。10月7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接到北京通知，要求赴京开会。不同寻常的是，这次通知直接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并非按照惯例由上海市委转达。

马天水离沪后，上海一些人试图通过电话确认北京的情况，却屡屡碰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边的工作人员难以联系，马天水秘书的说法也前后含糊。越是得不到明确答复，越容易引发猜疑。

据相关回忆材料，上海方面随后开始调动民兵，加强对重要机关、报社和电台的警戒，并提出集中部分人员、扩大待命范围的安排。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研究过进入临战状态的方案。八人小组偏偏在这个时候抵达，使双方的紧张气氛陡然升高。

曹大澄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利用书画关系作掩护。他从北京带来黄胄所作的一幅画，借拜访王一平的机会寻找突破口。10月9日，他几经周折来到王一平住处，拿出画后，王一平转身对屋内客人说：“是自己人。”

那位客人叫李庸夫，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系统工作。早在8月下旬，他就留意到上海方面存在秘密发枪的情况。市总工会干部张伟强发现异常后，曾把消息告诉他。李庸夫再同王一平商量，设法将有关情况送到北京。

这次见面，王一平和李庸夫把10月7日、8日上海方面的动向告诉了曹大澄，包括民兵部署、警戒安排以及部分干部的议论。曹大澄回到住处后，八人立即研究对策。李景昭携带材料返回北京，曹大澄则继续留在上海了解情况。

当夜，李景昭抵达北京，把材料交给谷牧。相关内容被整理成《上海来信》第一号，连夜送到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手中。中央据此判断，必须尽快稳住上海局面，不能给有关人员继续串联和调动力量的机会。

随后，徐景贤、王秀珍被通知赴京。为避免引起更大警觉，马天水还按安排给两人打电话。两人抵京后，上海方面暂时失去了关键的组织者，原先那些紧张部署也随之难以继续推进。

八人小组在上海停留期间，没有公开宣布任何重大行动，也没有采取激烈方式。他们做的，是在严密监视下找到可靠知情人，把分散在不同渠道的消息拼接起来，再以最快速度送回北京。对当时的中央决策而言，这些材料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现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