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为何能精准说出孩子信息？记者调查→

来源：学习强国

“某某孩子妈妈您好，孩子要升初三了……”近段时间，不少家长频频收到这类骚扰电话。一些家长发现，来电者不仅知道自己号码，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学校甚至年级、班级。

一家长的微信截图显示，机构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和年级。（受访者供图）

记者调查发现，从信息收集到加工转卖，再到精准营销，围绕学生个人信息潜藏一条黑灰利益链。

骚扰电话精准说出孩子信息

“明明没留手机号码，但电话总是频繁打过来。”北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女士说，近期接到大量培训机构的电话，拉黑一个又来一个，看到陌生号码都不敢接。

不少家长反映，骚扰信息轮番来袭、密集“轰炸”，“上班被打断、午休被吵醒、开车被打扰”，不胜其烦。

开学前，一名家长收到各种骚扰短信。

一名广州家长连续几天收到10余条类似骚扰短信，发送者使用“教信通”“京品课”“校招通”“校园邦”等不同短信签名，有的自称某某名校“退休特级教师”。

一年级小学生家长陈女士说，周末带孩子在户外游乐场玩，某教培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精美贴纸、文具、气球、钥匙扣等小礼物过来，表示可以免费送礼物，但需填写孩子信息，她没多想便照做了。自此之后，便经常收到各类骚扰电话，“珠心算、编程、机器人、训练专注力，都声称可免费试课。真是贪一次小便宜找一堆麻烦！”陈女士说。

家长彭女士说，此前在教培机构填过个人资料，之后孩子小升初前，频繁收到各类“秘考”信息，声称可直通某名校重点班。

家长邱女士发现，有些电话一开口就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和即将升入的年级，“很吓人”。“自从孩子上小学后，基本每月都能收到这种骚扰短信。”小学生家长刘女士说。

除了干扰日常生活，个人信息泄露还可能带来诈骗勒索、身份冒用、名誉损害等风险。

办案人员指出，根据“某校某年级某班某学生”的具体信息和家长联系方式，不法分子能进一步掌握孩子日常学习和活动范围，产生多种安全风险。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有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学生和家长信息后拨打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发放国家教育补贴款为名，诱骗家长转账至指定银行账户。

黑灰链条是如何形成的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王蕾介绍，学生信息黑灰链条可分为采集、分销、滥用等环节。

在源头端，部分学生信息泄露源于掌握数据的行业内部人员。部分人员监守自盗，造成数据外泄。

广州互联网法院今年公布一起相关案例。自2021年3月起，刘某在从事学生招录中介事务期间，通过“K12教育资源交流”QQ群及互联网等途径，获取学生信息502183条，包括学生姓名、学校、班级及家长联系电话等。刘某将部分信息提供给其他从事招生工作的人员，从中收取报酬或按招录情况获取提成。

另有部分学校、机构过度收集学生和家长信息，也是造成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

一名福建家长说，有班主任老师在家长群布置了信息收集任务，要求填写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等关键信息，并将相关截图发于群中，带来风险。

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利刻意收集学生信息。上海的一起案件显示，有不法分子长期在学校门口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然后交由中间人，通过非法渠道查询车主姓名和手机号，最终以一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

学生信息流入“黑市”，还会被加工和“增值”。

在部分网络社交平台和行业交流群中，学生信息被打包成所谓“教培资源”“招生名单”，按条计价、批量出售，甚至可以按照区域、年龄、年级等条件“定制筛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分销环节，同一批电子数据往往被低成本复制，反复转卖。

记者搜索“教培资源”等关键词发现，有中介宣称拥有全市“所有学校资源”，手中有20万条学生信息，5万条以下每条0.5元，购买5万条以上还可“买一送一”，并声称能“保证准确度”。

在成都的一起案件中，一名不法分子将1万余条中小学生个人信息，以每条0.2元至0.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获利4000元。

从上游信息收集者到中间倒卖者，再到部分培训机构和招生中介，最后对家长进行电话、短信和微信营销，形成环环相扣的黑灰链条。

织密信息安全“防护网”

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学生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信息行为。

2026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围绕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等过度收集信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违规提供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

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办案，持续提升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力度。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检察院今年上半年办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中，针对某幼儿园所使用第三方缴费App存在信息泄露风险问题，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区相关缴费平台进行整体替换，通过身份核验精准匹配、越权查询即时阻断、页面敏感信息全程加密，以三重防护打造学生信息“安全锁”。

针对一些单位、机构内部信息管理缺位、监督制约不足问题，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研究会理事姚志伟建议，学校、培训机构、中介等掌握学生信息的主体，应进一步落实“最小必要”原则，加强数据访问、下载、复制和离职人员权限管理，对异常批量导出、查询等行为建立预警和审计机制，从源头避免信息泄露。

2026年1月，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升级上线。系统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实行账号分级授权、操作全程留痕、长期未用账号封存等机制，严格保护学生个人信息。

针对部分博主通过私信、微信等隐蔽方式进行交易的问题，王蕾建议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对高风险交易信息和群组加强监测。对高风险领域引流账号，建立更严格的资质定期核验更新机制。社交平台应与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建立数据接口共享与动态线索移交机制，如监测到违法行为，须及时将主体信息、引流行为记录、跳转数据推送至监管部门。

持续提升治理效能，还应提高购买者和使用者的违法成本。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说，一些地方不断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力度，重点整治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营销招生行为，将其纳入年检和信用管理档案内容，畅通举报投诉渠道，持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也有地方法院尝试将未成年人公益保护机制从传统的事后惩戒，升级为“彻底删除、书面承诺、预设惩罚性赔偿”三重保障机制。

姚志伟认为，要加强对非法购买学生信息的机构及人员的追责力度，进一步完善行业信用约束和重点监管机制，彻底铲除黑灰链条赖以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