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良：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关于傅斯年的治学风格，钱穆曾如是评价：“彼似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对史家撰通史如此反感的傅斯年缘何会一反自己固有之主张去撰写通史性质的《东北史纲》？《东北史纲》的时代价值与学术价值如何？这些问题无疑很值得我们探讨。

一、背景

傅斯年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函中言及：“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其中所谓的“辽事”即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傅斯年称之为“沈阳之变”，关于东北史事的小册子即为《东北史纲》。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语中阐述了写作动机：“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欲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傅斯年全集》第二卷）可见，日寇的入侵而国人“酣梦如故”，是傅斯年邀集徐中舒、蒋廷黻等人编纂《东北史纲》的第一动机。

傅斯年编纂《东北史纲》的第二动机，是为了驳斥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说。其文中并未言及针对日本哪位学者，据包瀚生、王汎森、李明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傅斯年反驳的对象当为矢野仁一。矢野仁一（1872-1970），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曾任晚清学部进士馆教习，是“中国非国论”的倡导者。1921年至1922年，矢野仁一连续发表《支那无国境论》、《西藏、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中国非国论》等文，后与另外一些文章结集为《近代支那论》，明确提出“中国不仅是没有国境，因没有国境的结果，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国家”，“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西藏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中国非放弃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域，则不能达成为国民国家和民族革命”。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对日本侵华分子发动战争有很大影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大加赞扬，称“这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也”。在此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构建了“满鲜学”或“满蒙学”，“可怜我国没有一个学者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

正是在军事与学术双重侵略的情况下，在“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情怀感召下，傅斯年以急就章的形式，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东北史领域内撰写了《东北史纲》卷首，其爱国之情不言而喻。

二、价值

因为傅斯年之作因时事而起，所以《东北史纲》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也恰是傅斯年所期望的。

面对日寇的入侵，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望“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即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并电令出席国联理事会的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情况，请求主持公道。为了平息民众的抗日呼声，民国政府还特意发布了《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坦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赵朗《“九一八”全史》第五卷）国联最终决定派遣英国李顿爵士率调查团来华，以期能促进中日两国政府合力解决各项争议问题。1932年2月，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启程，2月29日到达日本东京，3月14日到上海，4月9日到北京，4月19日离开北京赴东北，6月5日回到北京。

在李顿调查团在华进行调查活动期间，中国各界爱国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向调查团寄送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材料，其中就包括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由李济将其节译成英文。对此，王汎森先生说：“《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心焦如焚下赶出来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说服国联李顿调查团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故出版不久随即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送交调查团。”（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此说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是否是为了说服李顿调查团？显然不是。因为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信中，傅斯年已经说了史语所同仁有撰写关于东北史事小册子的计划，而此时李顿调查团尚未成立，国联决议派出调查团是1931年12月10日之事。二为李济节译的《东北史纲》小册子面世是在《东北史纲》出版后不久吗？也不是。《东北史纲》出版于1932年10月，若李济此时节译肯定无助于李顿调查团采信中方证据，因为1932年10月2日，国联在日内瓦、东京和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李顿报告书》，所以，李济节译的只能是傅斯年已经完成了的《东北史纲》卷首。按照马亮宽先生的推测，《东北史纲》很可能于1932年1月完稿。

李顿的调查报告除绪言和附录外，共分十章。第一章，中国近年发展之述要；第二章，满洲之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第三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前中日关于满洲之争执；第四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满洲事变之叙述；第五章，上海；第六章，“满洲国”；第七章，日人之经济利益与华人之经济绝交；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第九章，解决之原则及条件；第十章，审查意见及对于行政院之意见。对此报告书，参与调查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报告书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日本一贯的扩张政策，以及为执行这种政策而长期准备的满洲军事行动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报告书受到中国报刊的欢迎。”（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换言之，李顿的调查报告在东北史事上的叙述看来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傅斯年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其“叙说事实，如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傅斯年全集》第四卷）。这其中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起了多大作用，很难评价，但影响了李顿调查团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作为傅斯年《东北史纲》的批驳对象，矢野仁一在看到李顿的调查报告后，曾撰文《满洲为中国领土说之批判》、《满洲国之建国》加以反驳，其中就提及：“李顿爵士一行原未及见此以汉文著成之《东北史纲》，至未出版的第二卷以下四卷，亦未阅过，固无待论。然幸有李济君英文著成之《历史上之满洲》在，且此书可目为李顿爵士一行之见解之基础。”（王仲廉译《傅斯年等著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就此点来说，《东北史纲》达到了傅斯年的预期目标，狠狠地反击了日人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论”。

《东北史纲》除了现实意义外，在学术上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傅斯年预期中的《东北史纲》共分五卷，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执笔者皆一时之选。在《东北史纲·告白》中，曾提及“本书文稿及图稿皆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遗憾的是，最终出版的只有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第二章为《燕秦汉与东北》，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第五章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从神话、民族和考古发现等入手，证明古代东北居民与华北居民属于同一民族，且与中央政府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

此外，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语”和“第一卷”中间插入一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颇为突兀。傅斯年单独探讨此问题，而非纳入“引语”或正文中来论述，可能大有深意。笔者揣测，傅斯年此意很可能是为了形成“东北史”的概念，与日本学者的“满蒙学”区别开来，并有与之相抗衡之意。其开首即言：“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明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既然“满蒙学”中之“满洲”、“南满”等词毫无根据可言，“满蒙学”成为“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更甚之，“满蒙学”难以成其为“学”了。

事实上，傅斯年此书的完成，确实开辟了中国东北区域史研究之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学者对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视。因为“我国的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做起文章来”（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此后对边疆史地研究重视的一个典型就是禹贡学会的创办：“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 1936年4月起，禹贡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河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等具体的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禹贡学会的活动“在促成和发展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了突出的作用……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

再如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其编撰《东北通史》时，在“引言”部分回顾东北史研究时，特意提及：“近岁关于东北史之作，虽有多种，然能全部包举，为有系统之研究者，仅有《东北史纲》一书。惟是书于第一卷发行之后，迄未续出，无可依据。兹所述者，意在整理史料，藉以就正当世，姑以通史名之。终以率尔操觚，章创成编，亦可名为史稿，以为异日改修之地。沿用史纲之名，则未敢也。”金毓黻出版的《东北通史》上编六卷论述上古至元末的东北史事，与《东北史纲》原设计的一、二卷范围一致，该书的立场亦与傅斯年相同，坚持“东北”之称，认为“满洲”一词非中国固有，称东北为满洲“为极无意义、极无根据者”。

关于傅斯年《东北史纲》的学术价值，其弟子陈槃认为：“这部书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办。批评的人从细枝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人的，却不一定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来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陈槃《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陈槃对《东北史纲》学术价值的评价大体允当，只是关于时人批评的申辩似有为其老师傅斯年鸣冤之意。那么，当时哪些人对《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是否中肯呢？

三、疏漏

当时对《东北史纲》提出批评的主要是郑鹤声和缪凤林。邵循正虽有批评，但主要是从正面立论，认为该书“重要结论颇多，有甚精审者，有材料未充者，间亦有可商者”，对傅著评价颇高。（邵循正《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

郑鹤声在《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一文中既肯定了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又对其中的疏漏舛误从“正名”、“补遗”、“纠误”三方面提出了善意批评，认为其收集史料不富，对于当地的省县志书和最近出土古器，如燕明刀、汉孝文庙铜钟、秦戈等，未能充分运用。特别是对古代东北的文化，“虽亦略有论列，然仅叙述关于生活状态及习俗二项，至于政教文字，及中国文化传播之史迹，则略不道及。而其所据材料，又不出《后汉书》、《魏志》所载，殊为缺憾”。至于“排印校对不精，讹误之处，往往有之”，并一一举例加以指正。

缪凤林对《东北史纲》的批评则比较严厉，他认为，“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并从十个方面对该书的史实取舍、史文解释及材料的引用，都作了严格批评。责其“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义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特别是对近期发现的出土文物，如大同江南平壤府西南土城出土的“乐浪太守章”、“朝鲜右尉”等封泥和“乐浪礼官”瓦当，以及汉孝文庙铜钟、秥蝉县神祠碑等，皆“了无所知”。甚至讥讽傅斯年“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而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这种口吻，无疑刺痛了向以重史料、重考古文物著称的傅斯年。在傅斯年1933年自拟的著述计划表中，第四项即为“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可见，傅斯年对于缪凤林等人的批评甚为在意，可惜最后并未成此文。

有学者将围绕《东北史纲》展开的批评纳入南高和北大两派对立的层面上加以论究。如王汎森在《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一文中认为：“傅氏此书一出，引起大量的批评，其中缪凤林与郑鹤声的文章非常严厉。缪、郑二人皆属中央大学，亦即南高系统，他们对北大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抱持敌意，对傅氏所标举之治史方法亦极反感，而刊载缪凤林《东北史纲》评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吴宓正是反新文化运动的要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当时思想界两个阵营的竞争。缪凤林用语尤其刻毒。”（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欧阳哲生也认为缪凤林的批评文章语意刻薄，实为当时南高北大两派冲突对立的反映，“缪文恶语相讥，完全失去了学术的平和态度。尤其是在有关东北史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民族尊严，当时尚属敏感问题上，如此发难，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当之举”（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序言》）。

然细察之，此等说法实未必尽然。若以缪文公诸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别有用心的，那么，郑文发表于《图书评论》，是否亦当认为该刊也对傅斯年不满呢？况郑之得见《东北史纲》，乃傅氏本人寄予征求意见者，且郑文总体上还是温和的。以南北学派意气之争来评论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批评是不妥的，因为这已经将双方的学术争论预设到了学衡派和北大新文化派以往的历史语境中来。此外，以民族主义的大帽来批评缪凤林也是不妥的，因为缪氏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依笔者之见，缪凤林和郑鹤声的评论文章主要应视为学术论争，而不应过度地从派别间争意气去理解。诚如郑鹤声所说：“傅君等人之著《东北史纲》，实所以应付东北事变，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然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然又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此则赞虞之原意也。然平心而论，傅君之为此，虽属粗率，亦多可取之处。且以新法作东北史，此为第一部，自有其相当之贡献。惟傅君为吾国学术界上有地位之人物，而本书又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苟有纰缪，贻笑中外，总以力求美备为是。”

事实上，缪凤林也认识到傅斯年此文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为了驳斥日人“满蒙非中国领土”之妄说。但考虑到日本之研究东北史，远在二十年之前，当日俄战役结束，白鸟库吉氏已提倡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以为侵略东北及统治朝鲜之助，嗣后有白鸟库吉的《满洲历史地理》、津田左右吉的《朝鲜历史地理》及稻叶君山的《满洲发达史》。“白鸟等之书，出版在二十年之前，虽亦间有缺误，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实远不如《东北史纲》之多，此则吾人所认为史学界之不幸者也。吾民族今已与日人立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斗争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动之任何方面皆能与日人之相当方面相抗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窃愿后之治东北史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可见，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缪凤林希望处于抗战漩涡之中的中国学人，能够在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上也压倒日本学人，以尽书生报国之职责。联系到此前傅斯年喊出的“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以及当时“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若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缪凤林等人从学术上进行批评，希望《东北史纲》能尽善尽美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第49-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