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春，北京京西宾馆，韩先楚与江青在“九大”期间分到同一讨论组。一场看似普通的探望，因为一个座位和一支香烟，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对话，也让人看见这位开国上将不愿逢迎的性格。
江青到访时，韩先楚嗓子发炎，身体并不舒服。她刚进门，他便伸手摸烟，起身坐到另一边。江青问：“韩司令，怎么躲着我？”韩先楚答：“我是个烟鬼，不能熏着你。”话说得客气，动作却很直接。
这件小事之所以被人记住，不只是因为机锋巧妙，更在于韩先楚一贯如此。他出身湖北红安，少年时放过牛，做过篾匠和短工，几乎没有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1927年黄麻起义前后，他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加入孝感地方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基层游击战打起，韩先楚靠的不是漂亮履历，而是敢打敢闯。长征途中，他多次担任突击、掩护和断后任务。1935年独树镇战斗中，他率部在关键时刻发起猛攻，打破险局，“虎将”的名声由此传开。
有意思的是，他的勇猛并不等于蛮干。韩先楚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战场判断十分果断。红军时期，他曾因发现敌情变化而提前出击，虽有违原定部署，却取得了战果。这种敢于负责的作风，后来成为他指挥部队的重要特点。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四纵队等部队作战。部队行动迅猛，穿插大胆，常常在敌人尚未完成调整前便撕开缺口，因此获得“旋风将军”的称号。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也曾认为，东北野战军中韩先楚的部队最难对付。
真正检验他的，是渡海作战。
1949年12月广西战役结束后，海南岛仍由国民党军重兵防守。岛上有海陆空力量和地方武装，解放军缺少大型船只，许多人担心仓促渡海会付出沉重代价。韩先楚没有坐等条件成熟，而是带人调查海况，访问船工，研究潮汐、风向和航线。
他判断，依靠木帆船同样可以形成突破，关键在于训练和时机。部队随即进行海上航行、编队和登陆训练，官兵逐渐熟悉了风浪中的协同动作。这个决定看似冒险，背后却有大量实地调查支撑。
1950年4月16日晚，韩先楚指挥第四十军主力从雷州半岛启渡，数百艘木帆船向海南岛驶去。随后，第四十三军等部队继续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军同琼崖纵队配合，突破敌军防线，至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
这场战役没有先进舰艇，也没有绝对制空权，却凭借周密准备和连续突击完成了大规模渡海。韩先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海南战役的贡献是评价其军事生涯时绕不开的一笔。
战场上的“硬”，并没有随着硝烟消失。1966年12月，韩先楚增补为福建省委书记，周恩来叮嘱他，福建前线不能出问题。面对复杂局面，他把粮食生产和社会秩序视为要紧工作，深入基层了解农业、水利和运输情况。
福建当时处在沿海前线，既要保障民生，也要兼顾战备。韩先楚没有把精力放在口号上，而是盯住粮食、油料、糖料和茶叶等实际事务。1968年福建粮食总产量达到约84亿斤，1969年增至约92亿斤，这些数字与全省干部群众的劳作有关，也反映出当时工作的重点取向。
那段特殊时期，他还设法改善几位老干部的处境。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等人被安排到江西高安一处部队农场后，韩先楚将他们接到福州安置。此举难免引发议论，但他没有因此改变决定。
1973年12月，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西北地域辽阔，边防线漫长，他即使身体患病，仍多次前往哨所、边卡和训练场检查战备。1976年初，他在复杂压力下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江青所说的“两霸”，本质上正是对这种不轻易低头作风的负面称呼。
许世友评价韩先楚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这句话并非单指脾气，而是说他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承担后果，不靠察言观色行事。
1980年后，韩先楚因健康原因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但仍关心军队建设。1985年，老秘书杨旭华身穿新式军服来看望他。韩先楚端详许久，笑着说：“如果有军衔就更好了。”随后又打趣道：“我是没‘毛’了。”病中的将军，仍保留着那份直来直去的幽默。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他生前留下遗愿，不葬八宝山，希望回到故乡红安。中央尊重其意愿，遗骨安葬于红安烈士陵园。那片土地，也是他少年投身革命、走上军旅道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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