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街头的烤肉摊老板听说我是中国人直接涨价三倍，当地人在旁边看笑话

我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第四天早上，才决定去那家烤肉摊的。

不是慕名而去。是饿。前一天晚上在苏丹艾哈迈德区绕了三圈，每家餐厅门口都站着拉客的，菜单上的价格用里拉和欧元各标一遍，我看到欧元那栏就没了胃口。

回旅馆啃了半包从机场带出来的饼干，半夜饿醒，听见窗外清真寺的宣礼声，凌晨四点，一共响了四分半钟，我躺在床上数完，决定第二天不管怎样都要吃顿正经的。

那家摊子在艾米诺努码头往北走的一条侧街上。没有招牌，就一个铁皮推车，上面架着炭火槽，肉串码得整整齐齐。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胡子花白，围裙上全是油点子，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我经过的时候他正拿一把蒲扇扇火，烟往我这边飘，混着烤羊肉的膻香和炭灰味。我站住了。

他抬头看我，用土耳其语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指了指肉串，又竖起一根手指。他点头，抓了一把肉串搁在火上。

我站在旁边等，手插在口袋里，摸到手机，想查一下烤肉串用土耳其语怎么说，又觉得没必要，反正已经点上了。

这时候旁边凑过来两个本地男人，四十来岁，一个穿深蓝色夹克，一个戴顶鸭舌帽。他们跟老板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但我听见其中一个笑了。那种笑不需要翻译。

就是“看这个老外”的笑。我没回头，盯着炭火。肉串上的油滴下去，火苗蹿了一下。

老板把烤好的肉串夹进一张薄饼里，递给我，说了一个数。

我没听清。他又说了一遍，伸出三根手指。我掏出手机，打开计算器，按他说的数输进去，换算成人民币。

那个数字跳出来的时候，我拇指在屏幕上停了两秒。

三倍。我在加拉塔桥底下吃过同样的东西，价格只有这个的三分之一。

我抬头看他。他也看我。那眼神没有愧疚，也没有挑衅，就是很平静地等着，像在等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旁边穿夹克的男人又笑了，这回笑出了声，还拿胳膊肘捅了捅鸭舌帽。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数了钱给他。他接过去，没数，直接塞进围裙前面的兜里。

我拿着那卷饼走了。走出大概二十步，咬了一口。肉烤老了，边角发硬。

我嚼着，听见后面传来他们用土耳其语聊天的声音，语调松快，像刚完成一笔好买卖。

我住的旅馆在阿克萨赖区，一栋五层老楼的顶层，房东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叫穆拉特。他第一天给我钥匙的时候，带我爬楼梯，每一层都歇一下，跟我说这栋楼是1974年盖的，比他儿子还大两岁。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但能聊。

我问他房租在伊斯坦布尔涨得厉害吗，他笑了一声，说“你猜我为什么把顶楼租出去”。

他说他退休金一个月一万二里拉。我换算了一下，大概两千多人民币。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顶楼的小阳台上，能看见金角湾的一角水面，灰蒙蒙的。

他说这栋楼里原来住的全是本地人，现在一半租给了外国人。他指了指对面那栋楼，说那家房东去年把租金翻了一倍，老租客搬走了，搬去了安卡拉的亲戚家。

“那你呢？”我问。

“我住二楼。”他说，“顶楼租给你。不然我连电费都交不起。”

那天下午我坐电车去卡德柯伊。亚洲区那边，游客少一些。电车很挤，我站在门边，手抓着吊环。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棵蔫了的生菜。她穿着深色外套，袖口磨得起毛。她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串念珠，嘴唇一直在动。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空位，谁也没看谁。

车过桥的时候，海在右边闪了一下。我想起上午那串烤肉。三倍。

老板的脸，旁边那两个人的笑。我试图回忆他们笑的时候有没有恶意，好像也没有。就是乐。

像看见一个不懂规矩的人走进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场子，乐一下，然后该干嘛干嘛。

可那三倍是真金白银。我那天晚上在旅馆算账，把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每一笔开销列出来。住宿、交通、吃饭、门票。

烤肉那笔我用红笔圈了一下。圈完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那个红圈特别小，小到可笑。我关掉手机屏幕，躺下，听见楼下街上有人在吵架，土耳其语，语速很快，像在念一段很长的绕口令。

第二天我又路过那条侧街。没走近，远远站着。老板还在，炭火还在冒烟。

这回摊子前面排了三四个人，全是本地人。他一边翻肉一边跟他们说话，偶尔笑一下。我看了大概两分钟，转身走了。

后来我跟穆拉特聊起这事。他坐在二楼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放的是一部老黑白片。我说昨天在艾米诺努那边吃烤肉，被要了三倍的价。

他听完，没马上说话，把茶杯放下，看着我。

“你是一个人去的？”

“对。”

“那就对了。”他说，“你一个人，不说不懂，站在那儿等。他不宰你宰谁。”

我笑了一下，说那也太直接了。

穆拉特摇摇头：“不是直接。是算法。你脸上写着‘游客’，身上穿着写着‘游客’，掏钱的时候还写着‘游客’。

他每天见几百个你这样的。不涨你的价，涨谁的？”

他停了一下，又说：“但你要是在那儿住三个月，天天去，他就不涨了。他认得你。认得你之后，他还会多给你一串。”

“那得等多久？”

“三个月。”他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待得了三个月吗？”

我没接话。电视里那个黑白片的女主角在哭，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

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前一天，我又去了那个码头。不是去烤肉摊，是去坐渡轮。从艾米诺努到卡德柯伊，往返，不为什么，就想在船上坐一会儿。

渡轮二层没什么人，我靠在栏杆上，看海鸥跟着船尾飞。旁边站着一个老头，拿着一个塑料袋，往水里扔面包屑。海鸥俯冲下来，翅膀几乎擦到他的帽子。

他扔完一把，又抓一把，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个每天都要做的仪式。

船到对岸，他下去了。我没下，继续坐着往回走。船调头的时候，整座城市在左边展开，宣礼塔、桥、楼群、山上的电视塔，全在下午的光里。

我掏出手机，想拍一张，举起来又放下了。

那串三倍的烤肉，我后来再没吃过。但有时候半夜饿，会想起来。想起来的不只是价格，是老板那张脸，是旁边两个人笑的声音，是穆拉特说“三个月”的时候茶杯停在嘴边的样子。

伊斯坦布尔还是伊斯坦布尔。我没资格替它说什么。

渡轮靠岸的时候，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一个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一杯茶，茶杯底下垫着一张小纸片。他喝了一口，把纸片抽出来，叠了两下，塞进口袋。船晃了一下，他的茶洒出来一点，落在手背上。

他甩了甩手，没擦，继续喝。

我下了船，走上码头，混进人群里。前面有一个女人在卖湿纸巾，一包里拉五张，五里拉。我掏钱买了一包，抽出一张擦手。

纸巾很薄，擦完手就皱了。我把它揉成一团，走了很远才找到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