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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合川佛教史与金石遗存考
摘要:古合州即今重庆合川,地处嘉陵、涪江、渠江三江汇流之地,为唐宋巴蜀东部水陆枢纽,亦是川东禅宗向外传播的关键节点。区域内佛教遗存序列完整,自盛唐摩崖造像肇始,历经两宋禅宗鼎盛,元明清数度随战乱兴替,留存寺院记载、高僧灯录、摩崖造像与碑刻塔铭等多重史料。与川西平原以平地丛林为主体的佛教面貌不同,合川佛教发展依托山地崖壁形成独特形态,呈现崖寺共生、佛道共存、禅俗交融、晚期宗派孤传的区域特征。本文以光绪《合州志》、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嘉庆《四川通志》、万历《重庆府志》以及《五灯会元》《五灯全书》《舆地纪胜》《蜀中广记》等文献为基础,结合摩崖碑刻原石、考古调查材料,系统梳理合川佛教的寺院沿革、高僧法系、金石遗存与社会互动,辨析历代文献层累形成的传说与史实,厘清学界长期混淆的寺院始建年代、人物谱系、宗派存续等问题,藉此补全川东区域佛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文章严格区分史料层级:现存纪年实物为一级信史,与史事同期的文献记载为二级信史,后世方志回溯记载作参考,民间传说仅视作地方历史记忆,不作为史实采信。
关键词:合州;合川;禅宗;摩崖造像;金石碑刻;区域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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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巴蜀佛教萌芽于南北朝时期,至盛唐蔚然成风,两宋时期达到发展顶峰。川东区域山陵交错,江河纵横,佛教传播路径与川西平原存在显著差异:这里少有朝廷敕建的大型平地寺院,更多依托临江崖壁开凿石窟道场;佛教造像营建往往依靠乡社信众集资完成,僧团与地方社会联系紧密。在这一区域格局之中,古合州凭借三江航运之便,成为佛教由川西向荆楚、三峡地区流动的过渡地带,其佛教发展脉络贯通唐、宋、元、明、清,留存的高僧传记、摩崖造像、碑刻题记,构成考察长江上游民间禅宗传播与山地石窟艺术的重要样本。
本文将以原始文献互证为核心方法,整合方志、禅宗灯录、金石铭文与考古调查资料,梳理合川佛教发展脉络,辨析史料层累带来的真伪问题,还原寺院营建、高僧弘法、摩崖刊刻的历史场景,讨论山地环境之下佛教与地方社会、本土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唐代佛教初传与崖寺奠基
合川佛教文献记载的起点为盛唐开元年间,天宝时期出现可资印证的摩崖实物遗存。不过后世方志之中也存有更早的说法,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提及龙多山龙多寺,相传始建于汉代。这一说法需要审慎看待,汉代巴蜀虽已有零星佛教传入的记载,但川东地区并无汉代佛教造像、碑刻实物可以佐证,汉魏时期本地崖墓考古发掘亦未见佛教图像。这一建寺年代,应当是后世地方文献追溯古胜时形成的附会叙事,反映龙多山作为地方名山的古老地位,不能视作佛教实际传入合州的史实。
合州可考最早的寺院记载为濮岩寺,又称定林院。光绪《合州志》记载,“濮岩寺,州西濮岩,唐开元中建,旧名定林院,一名庆林观。唐宋以来,为合州第一名胜。崖多佛龛,历代增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亦载:“定林院,濮岩古寺也,始建唐开元间,州治最古之刹。先道后释,初为道观,后改禅院,唐长庆间刺史刘温复凿崖造佛,遂成巨刹。”由两条方志互证可知,濮岩寺最初本为道教庆林观,开元年间转为禅院,依托濮岩天然崖壁营建佛龛,是合州由道转释、佛道信仰交替的典型案例。
至长庆二年,合州刺史刘温利用崖壁开凿卢舍那佛与二菩萨像,并撰《卢舍那佛二菩萨记》摩崖题记。《全唐文补编》收录此文:“太和荐岁,长庆纪年,予牧是邦,理暇栖志。访濮岩之胜境,睹林壑之清幽,遂凿危崖,造卢舍那佛、二菩萨像,以资景福。”刺史亲自参与造像题记的撰写,标志合州佛教已经脱离单纯民间自发传播阶段,得到地方官方的接纳与支持,官民共同营建崖寺的模式就此成型。
若论现存可核验纪年的佛教实物遗存,则当属龙多山摩崖造像。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龙多山鹫台院,唐天宝间创,崖多佛龛,有天宝、咸通纪年题记,为东川古刹之冠。”龙多山西崖留存天宝十四年韦藏锋摩崖题名:“太守韦藏锋,天宝十四载秋九月,躬祀兹山,览胜留题。”天宝年间,龙多山已经形成僧道共处的山地道场,崖壁陆续开凿中小型佛龛,题材以弥勒、阿弥陀佛、十方佛为主,造像风格质朴,属于盛唐川东民间石窟的典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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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咸通年间,龙多山迎来又一轮造像高潮。咸通五年,赤水县主簿赵行捐出俸禄,组织开凿千佛龛,造像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八尊。咸通十五年,李稽撰《集圣院记》记录此事,碑文收录于民国《新修合川县志》金石卷:“合州赤水龙多山,峻极霄汉,雄镇东川。鹫台禅院,凭高结构,林泉拱卫,实一方之胜概。咸通五年,主簿赵行,虔心向释,舍俸捐资,凿崖刊千佛龛,造像一千一百二十八尊,层峦焕彩,岩谷增辉。自肇工讫落成,凡三载而毕。院之僧徒,朝夕焚修,钟梵相续。余咸通岁暮,奉命纪之,以垂永久。”这篇碑记是现存文字最完整的唐代佛教文献,清晰展现晚唐地方官员捐资造像、寺院僧团稳定修行的社会图景。
除崖壁道场之外,平地寺院也在唐代中后期陆续兴建。万历《重庆府志》记载凤翔寺,“合州治南,唐贞元三年建,古刹也,历代修葺不废。”凤翔寺又称板桥寺,贞元三年始建,是合州为数不多拥有明确唐代始建记载的平地寺院,佛事活动绵延不绝,见证中晚唐佛教在地方民间持续扩散。
唐代合州最为知名的僧人是闾丘师兄。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云“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仙释》辨析旧说讹误:“闾丘和尚,石镜人,闾丘均之孙。隐铜梁洞,禅修五十年,工诗善悟。世误传闾丘均为僧,实则均为文士,出家者乃其孙也。”闾丘均本是唐代文人,后世方志辗转传写,误将其孙闾丘和尚的僧事归于闾丘均本人。闾丘师兄隐居铜梁洞,禅诗兼修,是唐代合州唯一进入全国性文学与佛教记载的僧人。
涞滩二佛寺晚唐僖宗遣使祈福之说,历来广为流传,史料层面却无法证实。明正德十三年《重修鹫峰禅寺记》原石碑文已经说明:“俗传唐广明间,僖宗幸蜀,遣使祷于此山,然无旧碑可考,世传而已。”明代立碑之时,撰者已经明确这一故事仅为地方传闻,并无唐代碑刻佐证。遍检新旧唐书、唐宋地志与明清通志,没有任何唐代同期文献记录涞滩存在寺院、造像或者遣使祈福事迹。二佛寺大规模造像工程迟至南宋淳熙至嘉泰年间方才启动,所谓晚唐始建,属于后世不断叠加形成的地方传说,不能纳入唐代佛教史叙事。
二
两宋禅宗传入与合州佛教的鼎盛
两宋时期是合州佛教发展的黄金阶段。三江航运带来商贸繁荣,地方文教兴盛,临济宗杨岐派传入合州,本地高僧相继涌现,形成净果寺、龙游寺、方溪寺、濮岩寺四大古刹体系。摩崖造像由唐时偏重净土、弥勒信仰转向禅宗主题,乡社信众、工匠、地方士绅共同参与寺院营建与石窟开凿,佛教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生活。
净果寺为北宋早期营建的重要寺院,光绪《合州志》记载:“净果寺,州南灵应山,宋雍熙二年建。乾道五年,建转轮经藏,制度宏壮,为一州之冠。”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收录南宋乾道五年《净果寺转轮经藏记》佚文:“合州净果寺,肇自雍熙,历百年而规制大备。乾道己丑,僧众募资,创转轮宝藏,经卷毕备,轮转周行,如法轮转。东川梵刹,有此藏者,仅此一处。”转轮经藏属于宋代寺院中规格较高的藏经设施,在巴蜀地区留存稀少,这段文字反映净果寺在南宋合州丛林中的地位。
龙游寺,亦名华严寺,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龙游寺,合州东龙游山,宋淳熙中建,一名华严寺,合州古刹之首。”明代蹇达所撰《龙游寺石坊记》写道:“龙游古刹,创自宋淳熙,山川环抱,钟梵悠扬,为合州第一名兰。”寺院建成之后香火长久延续,明代还修建石坊,为合州东部重要的禅修场所。方溪寺坐落渭沱,万历《合州志》记载“方溪寺,州西渭沱,宋古刹,历元明不废”,是合州西部信众的核心道场,与另外三座寺院共同构成宋代合州佛教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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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山护国寺的历史,历来存在唐代开山的误说,需要依托灯录与方志加以厘清。《五灯会元》卷二十记载石头自回禅师:“合州石头自回禅师,本州石工,素不识字。每凿石,默然静观,久而开悟。依大随元静得法,归州开法钓鱼山护国寺,道风大振。”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仙释》补充记载:“护国寺,宋绍兴间田少卿重修,石头禅师开山说法,为钓鱼山第一道场。”由此可见,护国寺可考的历史始于南宋绍兴年间,石头自回是宋代在此开法的禅师。后世将其附会为唐代石头和尚,属于地方传说的层累,并非史实。
涞滩鹫峰禅寺,俗称二佛寺,南宋淳熙至嘉泰年间开启大规模摩崖造像工程。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涞滩鹫峰禅寺,宋淳熙、嘉泰间大开崖龛,造像千余尊,为东川石窟之冠。”崖壁现存淳熙十二年、嘉泰元年、嘉泰三年多条造像题记,记录地方社邑、普通信众、工匠出资开龛的细节。全寺共计42龛,造像1613尊,主龛释迦牟尼像通高12.5米。西岩保存完整的禅宗六祖造像,从达摩至慧能谱系齐备,是国内宋代石窟之中十分罕见的禅宗主题群像。题记中捐资者身份多样,农民、商贩、乡绅皆有参与,直观呈现宋代民间社邑共同出资营建石窟的社会形态。
宋代合州佛教,以临济宗杨岐派作为主流宗派。禅法传播不再局限于士大夫群体,工匠、底层百姓皆有悟道出家的记载。地方官员与文人频繁游历山寺,撰写碑记题记,僧俗之间交流密切。佛教的重心,由唐代依靠官方支持造像,转向依托民间社群营建禅院与摩崖,禅宗思想在地方社会广泛流布。
三
合州历代高僧的法系、事迹与禅学影响
两宋至晚明,合州涌现多位在全国禅林留下记载的僧人,部分禅师的思想著作甚至影响东亚禅宗发展。相关记载分散于《五灯会元》《五灯全书》《舆地纪胜》以及地方志的仙释门类之中,将灯录与方志相互参校,可以厘清僧人的籍贯、法系、行脚与弘法事迹。
廓庵师远禅师,是合州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禅宗宗师。《五灯会元》卷二十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十一记载:“师远廓庵禅师,合州鲁氏子,大随南堂元静禅师法嗣。赋性恬淡,顿悟心源,不事文字,深达牧牛之旨。尝作《十牛图颂》,自初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鄽垂手,十阶次第,尽阐曹溪心印。颂语简奥,禅理圆融,海内禅林奉为圭臬,流传海东千载不绝。”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仙释》亦评:“师远,宋合州人,杨岐嫡嗣,以十牛譬禅,贯通顿渐,为宋代巴蜀第一禅颂。其法不执经卷、不滞空有,最合南宗本旨。”《十牛图颂》以牧牛比喻禅修开悟的十个阶段,图文相辅,不执着于繁复经文,将南宗禅理通俗化,不仅在中国禅林广为流传,还传入朝鲜半岛与日本,成为东亚禅宗修行体系的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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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自回禅师的事迹,集中见于《五灯会元》卷二十:“石头自回,合州人,世为石匠,不识一字。日凿山石,苦力劳作,忽然省悟,心地洞明。往大随元静处参学,一言契旨,遂嗣其法。归钓鱼山护国寺开法,四众归仰。僧问:‘如何是本来面目?’师曰:‘日日凿石,不曾分别。’其真修实证如此。”石头自回本是本地石匠,没有读书识字的基础,在劳作之中体悟禅理,得到大随元静印可之后回到钓鱼山弘法,是宋代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理念在民间落地的典型代表。
宗琏禅师,号穷谷,《五灯全书》卷三十五与《嘉庆四川通志·仙释》载:“宗琏禅师,合州石照董氏子。幼厌尘俗,出家参方,依大沩善果禅师得法,号穷谷琏公。住荆门玉泉寺,法席大盛,荆襄禅风,赖师振起。凡垂机接物,简净直捷,宗风凛然。”不同于多数在巴蜀本地弘法的僧人,宗琏离开合州之后住持荆门玉泉寺,在荆襄地区大振临济禅法,拓展了合州禅宗向外传播的空间。
净业禅师的故事,记载于《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九,民国《新修合川县志》转录其公案:“净业,合州石照人,本屠户也。一日宰羔,见羔悲鸣战栗,顿生大悲,弃屠刀,舍俗出家。因自悟道,说偈曰:‘昨日罗刹心,今朝菩萨面。罗刹与菩萨,不如一条线。’一时州人传诵,从其化者甚众。”这则公案体现宋代禅宗普度众生的教化取向,无论出身职业贵贱,皆可顿悟,是佛教深入民间底层的生动案例。
晚明林野通奇禅师,是合州走出的另一位重要禅僧。《五灯全书》卷七十八记载:“通奇林野禅师,合州蔡氏子,幼投金钟寺出家。参天童圆悟大师,深契临溪宗旨,得法出世。历住天台通玄、姑苏东塔诸刹,座下千众,名震江南。著《林野和尚语录》八卷,行世。川僧之振江南者,明季以师为最。”林野通奇参学江南,承接天童圆悟法系,住持多座江南名刹,门下徒众千人,著有语录传世,打破江南禅林由本地僧人主导的格局,是晚明川籍禅师中成就突出的一位。
清代涞滩二佛寺留存的法眼宗法脉,则是禅宗谱系之中值得重视的特例。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法眼宗在宋代之后便已断绝,但道光年间的两通塔铭提供了新的史料。道光十一年《再学禅师舍利塔铭》碑文:“禅师讳愿定,号再学,法眼宗第十七世。宗风久寂,唯蜀东涞滩一脉仅存。师道光初年主席鹫峰禅寺,重振法眼祖庭,护持千年造像,整肃清规,禅风复振。道光十一年圆寂,建塔于寺左。”其弟子永贵禅师塔铭刻于道光十七年:“永贵禅师,再学嫡嗣,法眼第十八世。继席三十余年,修葺殿宇、妆彩佛容、守持祖脉,使绝宗复续,东川法眼赖以不坠。”两通塔铭原石保存至今,记录法眼宗一脉在川东涞滩延续至晚清,这一记载修正了法眼宗宋代之后彻底断绝的旧说,为禅宗宗派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金石证据。
四
金石碑刻遗存的史料释读
合川佛教金石材料,大体分为寺院重修碑、摩崖造像题记、禅师塔铭三类,同时存在部分非佛教碑刻因历史变故与佛教遗存交织。史料使用之时,需要区分现存原石与仅依靠方志转录的佚碑,二者可信度有所差异。
唐代金石材料,包括长庆二年刘温《卢舍那佛龛记》、咸通十五年李稽《集圣院记》,以及龙多山天宝年间韦藏锋摩崖题记。其中《集圣院记》原石早已佚失,依靠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收录保存全文,是研究晚唐龙多山寺院与造像工程的核心文献。天宝摩崖题记则为现存原刻,记录地方官员登山祭祀活动,可印证盛唐龙多山已是地方名山,僧道活动并存。
宋代金石,以岑象求《定林院记》、《净果寺转轮经藏记》,以及涞滩二佛寺淳熙、嘉泰造像题记群为代表。《定林院记》记录濮岩寺沿革,原石不存,收录于《全宋文》;二佛寺数十条造像题记直接刊刻于崖壁之上,属于一手原始材料,记录每龛造像的出资人与工匠信息,是研究宋代民间佛教社群的直接证据。
明清碑刻价值同样突出。明正德《重修鹫峰禅寺记》现存原石,是考证二佛寺名称、寺院源流的核心碑刻,文中自述晚唐故事仅为俗传,史料辨析意义重大。明代蹇达《龙游寺石坊记》佐证龙游寺创建年代;道光再学、永贵禅师塔铭,则是法眼宗晚期法脉唯一实物证据。
钓鱼城王坚纪功碑,属于较为特殊的金石案例。此碑原本是南宋为表彰王坚守城功绩所刻的纪功摩崖,元军占领钓鱼城之后,凿毁原有文字,重新刊刻千手观音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记录了这一崖面改造现象,原本纪念抗元人物的纪功石刻,在政权更迭之后被改造为佛教造像,是宋元易代之际政治力量与佛教信仰相互交织的罕见实物。
除摩崖碑刻之外,墓葬考古材料也可以补充合川世俗佛教传播面貌。合川汉魏六朝崖墓考古发掘之中,始终没有发现佛教图像,佛教元素进入本地墓葬,迟至南宋石室墓才出现。三汇镇南宋石室墓石壁雕刻菩萨浮雕,这类图像并非专门礼佛之用,而是宋代三教融合观念之下,将菩萨视作冥间护佑神祇的体现。僧塔遗存从宋代开始出现,至明清数量增多,涞滩二佛寺周边保留宋、明僧塔以及清代两位法眼宗禅师舍利塔。
五
元明清时期:战乱冲击与法脉断续
宋元战争,对合州佛教造成毁灭性打击。光绪《合州志》记载:“元戊戌兵火,合州唐宋巨刹,十毁其九,唯嘉福寺新建仅存。”长期围城战事之中,护国寺、濮岩寺殿宇大多焚毁,龙多山、濮岩寺摩崖造像无人维护,唐宋营建的多数丛林就此衰败。元代合州佛教整体处于低谷,仅有嘉福寺于至元年间新建,其余古刹大多残破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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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之后,地方社会逐步恢复,佛教迎来重建阶段。涞滩二佛寺、净果寺、龙游寺、濮岩寺相继重修,妆饰旧有摩崖佛像,增建殿宇并镌刻碑记。一批中小型庵堂陆续兴建,夜雨寺即是合州八景“夜雨长秋”所在地,另有石泉庵、车山寺散布乡野。晚明合州诞生林野通奇这样影响江南禅林的高僧,是明代合川佛教最为亮眼的成果。
明末战乱再度重创川东,清初开启漫长的寺院复建过程。嘉福寺于顺治十八年重修,净果寺、濮岩寺、龙多山寺在康、乾、嘉、光绪年间多次培修。这一阶段最具学术价值的现象,便是涞滩二佛寺再学、永贵禅师接续法眼宗法脉,在川东山地维系这一几近断绝的禅宗宗派。清代民间小型庵堂数量增多,但大多规模有限,方志往往只留存庵名,缺少详细碑记文字。
晚清以来,国力衰微,多数寺院走向衰败。民国时期濮岩寺摩崖遭受人为破坏,大量唐宋佛龛造像遭到凿毁,崖壁题记残损严重,许多唐宋金石信息只能依靠张森楷《新修合川县志》转录保存。
六
合川佛教的地域特征与历史地位
综合文献与金石材料来看,合川佛教依托三江山地环境,形成区别于川西平原佛教的鲜明特质。首先,佛教载体以摩崖石窟为主,寺院多依附崖壁修建,平地大型丛林数量较少,唐至清代摩崖遗存序列完整,构成一套连续的山地崖寺体系。其次,佛道长期共存,龙多山佛道同龛现象十分普遍,宋代以后三教融合进一步深入,南宋墓葬之中的菩萨图像就是民间三教混融的反映。第三,宗派层面以临济宗杨岐派为主体,但涞滩保留了晚清法眼宗孤脉,在全国禅宗谱系之中属于独特个案。第四,僧俗互动紧密,地方乡绅、普通民众、工匠共同出资造像建寺,佛教深度嵌入基层地方社会,并非单纯由上层士大夫主导。
置于中国佛教史视野之下,合川佛教拥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合州是巴蜀东部禅宗重镇,廓庵师远《十牛图颂》流传东亚,是合川佛教最高的文化成就。涞滩二佛寺保存的宋代禅宗六祖造像群,在国内宋代石窟之中十分罕见,兼具艺术史与禅宗史双重价值。龙多山唐代摩崖造像,是盛唐到晚晚唐川东山地佛教传播的实物见证。涞滩晚清法眼宗传承,则修正既往宗派史认知,为禅宗晚期法脉研究提供金石新材料。
当然,研究材料本身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濮岩寺大量摩崖造像在民国损毁,龙多山唐代题记风化日渐严重;大量唐宋碑刻原石早已湮灭,文本只能依靠明清方志转录,传抄过程之中难免出现文字讹误。禅宗灯录记载高僧事迹,带有禅门文学化叙事的特点,需要持续与方志、碑刻交叉比对。像龙多寺汉代始建这类后世追记的古寺传说,反映地方文化记忆,却不能当作佛教传入的史实,这类史料层累问题,是区域佛教史研究中需要持续留意的地方。
结 语
合川佛教的发展历程,始于盛唐开元年间的崖寺营建,天宝年间留下纪年摩崖实物,两宋时期达到鼎盛。三江交汇的地理区位,使这里成为禅宗由川西向荆楚传播的过渡节点。从唐代闾丘师兄,宋代廓庵师远、石头自回、宗琏、净业,晚明林野通奇,到清代涞滩再学、永贵禅师,历代僧人的禅修实践留下丰富文献与石刻遗存。龙多山唐龛、涞滩二佛寺宋代禅宗石窟、历代碑铭塔记,共同构成合川佛教文化体系。
合州佛教的兴衰起落,始终与地方战乱、交通变迁、民间社会紧密绑定。宋元、明清两次大规模战争摧毁了大量木结构寺院,但摩崖石刻镌刻于山崖之上,得以部分留存。这些遗存不仅是美术史意义上的文物,更是考察川东地方社会、禅宗传播、民间信仰交融的史料宝库。廓庵师远所作《十牛图颂》,更是突破地域限制,成为东亚禅宗的核心经典。对合川佛教历史的系统梳理,可以进一步深化巴蜀佛教、川东石窟艺术与禅宗宗派传承的相关研究,也为区域宗教史研究提供一个山地佛教的典型样本。
参考文献
[1] 张森楷.新修合川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2012(民国十年原版点校本).
[2] 陈大文.光绪合州志[M].成都:巴蜀书社,2010.
[3] 常明.嘉庆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4] 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钓鱼城考古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04.
[6] 重庆市文物局.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R].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7]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川龙多山摩崖石刻考古简报[J].重庆考古,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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