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二战期间，苏联两位女兵不幸受伤被俘虏，德国士兵犯下惨无人道的禽兽暴行

1941年，两个女兵受伤被俘，德国兵犯下禽兽暴行

1941年10月，莫斯科郊外的激战正在撕扯着每一寸土地。

村口的白桦树已经被炮火削去了大半树冠，剩下的几根光秃秃的枝丫在暮色中像举起的枯骨。

远处的炮声还在响，沉闷的，一声接一声，从西面滚过来，像是大地在咳嗽。

两个拖着受伤身体的女兵走进了这座几乎被夷平的村庄——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天已经暗下来了，深秋的莫斯科郊外，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早。

其中一个叫娜塔莎，另一个叫安娜，苏联红军前卫部队的通讯兵。

她们的前卫师在两天前的夜里遭到了偷袭。

德军摸黑进了阵地，师部大部分士兵阵亡，少数人在黑夜中成功突围。

负责通讯的娜塔莎和安娜在突围时受了伤，天亮之后，她们循着回莫斯科的方向，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走到这座村子。

村口躺着几具游击队员的尸体，他们还保持着抵抗的姿势——有的手里还攥着枪，有的脸朝下趴在土里。

德军进攻的时候，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可惜势单力薄，全数牺牲在了这里。

两个女兵站在村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她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了，身体严重透支。

可眼前的情况让她们害怕——村庄大半已经被摧毁，但还剩下三分之一完好的建筑。

村子里是否还有德国兵？

无法回头，后面的德军随时可能追上来；也无法绕过村子，体力已经支撑不了她们走太远。

娜塔莎摸了摸腰间那支托卡列夫TT33手枪，枪膛里只剩两三发子弹。

她看了一眼身后的安娜——安娜伤得更重，走路一瘸一拐，嘴唇干裂得渗出了血丝。

两个女兵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越过废墟之后，她们看见了尚未被摧毁的几间民房。

远远望去，民房前有一棵长得很好的树，树荫遮蔽了一部分视野。

娜塔莎握紧了手枪，小心翼翼地向前靠近。

突然，树荫下冒出一阵烟雾——有人在抽烟。

娜塔莎猛地停住脚步，转身拉着安娜就跑。

晚了。

树荫下坐着两个德国兵，他们发现了两个逃跑的身影，一声招呼，从民房里冲出来七八个头戴钢盔的德国兵。

他们看到两个受伤的女兵，就像饿狼看到了猎物，吹着口哨扑了上来。

娜塔莎一边跑一边开枪，手枪里的子弹打光了，才撂倒了一个敌人。

冲上来的德国兵一拳将她打倒，夺下手枪看了看，装进了口袋。

两个女兵被反扭着双手，押到了民房前的院子里。

为首的德国军官戴着一顶帽子上有骷髅徽章的军帽。

他上下打量了两个女兵一番，用流利的俄语——那种带着浓重柏林口音的俄语——命令她们脱下军裤检查。

这种检查在德军中盛行，据称是为了防止有人在裤子里藏匿手榴弹之类的武器。

可在战场上，对一个女人、一个战俘下达这样的命令，从来就不是什么安全检查。

那是羞辱。

是剥去一个人最后一点尊严的方式。

两个女兵被剥去了军裤，被剥去了军装上衣，被按在冰冷的泥地上。

1941年10月的莫斯科郊外，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

德国兵围上来的时候，娜塔莎看到了他们脸上那种表情——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之后，人脸上会出现的那种表情。

她闭上了眼睛。

德国兵轮流对两个女兵实施了侵犯。

在当时的东线德军眼中，苏联女兵根本算不上正规战俘。

苏联在战争初期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就有380万之巨；而女性一旦落入敌手，面临的往往比男性战俘更加残酷的对待。

她们通常会被德军士兵当作泄欲的对象，在被侵犯很久之后，往往还会被施以其他酷刑。

两个女兵被折磨了几个小时。

天黑透了，院子里点起了火把，德国兵围坐在火堆旁喝酒，偶尔回头看一眼被扔在角落里的两个女人——像看两件用完了的东西。

娜塔莎的嘴唇冻得发紫，安娜的伤口在刚才的挣扎中裂开了，血渗透了军装的下摆，在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暗色。

就在这时，村子西面响起了枪声。

不是远处那种沉闷的炮声——是近处的、急促的步枪射击声，夹杂着喊叫和奔跑的脚步。

德国兵扔下酒瓶抓起枪，朝枪响的方向冲了过去。

紧接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从村口传来，火光映红了半面天空。

是游击队。

1941年秋，德军进攻势头强劲，推进迅速，直逼莫斯科城下。

莫斯科市委根据指示，派遣大量游击队员深入敌后，执行侦察和破袭任务。

9903游击队就是其中之一——这支队伍后来因女英雄卓娅而闻名。

而在这个夜晚，另一支游击小分队恰好路过这座村庄，发现了德军的驻地。

交火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游击队从两个方向包抄，打了德国兵一个措手不及。

七八个德国兵死了三个，剩下的趁着夜色溃逃进了西面的树林。

游击队员们冲进院子的时候，看到了被扔在角落里的两个女兵——几乎赤身裸体，身上满是淤青和伤痕，安娜的腿伤在流血，娜塔莎的右臂脱了臼，耷拉在身体一侧。

游击队长蹲下来，用俄语问她们：“还能走吗？”

娜塔莎点了点头。

她挣扎着坐起来，用左手把自己的军装上衣从泥地里拽过来，盖在安娜身上。

安娜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不停地发抖。

游击队员们把两个女兵抬上了一辆停在村口的马车。

那是他们从附近一个被烧毁的集体农庄里找到的，木板车厢里铺了一层干草。

一个年纪稍大的游击队员——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用棉袄，袖子上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从背包里翻出一卷绷带和一瓶碘酒，蹲在马车边给安娜包扎伤口。

碘酒浇上去的时候，安娜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但她咬着牙没有喊出声。

娜塔莎坐在旁边，用左手帮游击队员按住安娜的腿。

干草上沾了血，在晃动的马车里，那些血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黑色的暗红。

马车沿着林间小路向北驶去。

树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车轴碾过落叶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零星枪响。

游击队长坐在车辕上，回头看了一眼两个女兵，从怀里掏出一块黑面包，掰成两半递了过去。

娜塔莎接过来，先塞给安娜一块，然后才把另一块放进自己嘴里。

面包硬得像石头，但那是她们两天两夜以来吃到的第一口食物。

马车在林中行进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一处隐蔽的林间空地上。

游击队的临时营地设在这里——几顶用树枝和油布搭起来的棚子，中间点着一堆被严格控制着火光的小火堆。

游击队员们把两个女兵扶进一顶棚子里，重新给她们处理了伤口。

安娜腿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在村子里被俘之前她就受了伤，子弹还嵌在肉里——但伤口已经开始感染，周围红肿发烫。

游击队的卫生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和男兵一样的军装，袖口卷到了肘部——用煮沸过的水清洗了伤口，重新上了药，缠上了干净的绷带。

娜塔莎靠在棚子的木桩上，看着卫生员忙碌的身影。

她的右臂已经被复位了，用绷带吊在胸前。

火堆的光透过油布的缝隙照进来，在棚子内部投下跳动的影子。

她听见安娜在迷迷糊糊中说胡话——说的是俄语，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

卫生员给安娜喂了一点水，安娜安静了下来。

两个女兵在游击队营地休整了两天。

说是休整，其实只是躺在那顶棚子里，吃药、换药、喝水、吃一点东西。

游击队的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匮乏，食物也不多——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分给了两个伤员。

第三天清晨，游击队长告诉她们，有一支往后送的运输队要去莫斯科方向，可以带上她们。

离开营地的时候，天还没亮。

娜塔莎扶着安娜爬上另一辆马车——这次是一辆真正的军用卡车，车厢里装着弹药箱和几桶汽油。

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到下巴的伤疤。

卡车沿着坑洼不平的土路颠簸前行，两个女兵挤在弹药箱中间，随着车身的摇晃一上一下。

莫斯科的方向在东方，天亮的时候，娜塔莎从车厢挡板的缝隙里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抹灰白色的光——那是城市的方向，是她和安娜拼了命也要回去的地方。

回到部队之后，两个女兵被分开了。

娜塔莎被分配到斯摩棱斯克前线，担任无线电班的带班员。

斯摩棱斯克是1941年夏天被德军占领的城市，此后一直处于战线附近，是苏德双方反复争夺的区域。

无线电班的任务是保障前线指挥部与各作战单位之间的通讯联络——在1941年的东线战场上，一条断掉的电话线、一台失灵的电台，就可能让一个师陷入包围。

娜塔莎每天守着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发报机，戴着耳机，手指按在电键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呼叫代号和坐标数字。

耳机里是电流的嘶嘶声和战友们嘶哑的嗓音——那些嗓音有的第二天就再也听不见了。

安娜被派往白俄罗斯，从事侦察工作。

1941年的白俄罗斯几乎全境沦陷，德军在那里建立了严密的占领体系。

安娜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搜集德军兵力部署和调动的情报。

她换上了平民的衣服，化名混入被占领区的村庄，像一个普通的农妇那样生活——但她的口袋里永远藏着一把备用的手枪，她的眼睛里永远在观察着每一个穿军装的身影。

两个人都活到了战争结束。

1945年5月，当柏林城头升起红旗的时候，娜塔莎在斯摩棱斯克的一间通讯站里摘下了耳机，安娜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走出了游击队的掩体。

战争结束了——持续了将近四年的卫国战争，苏联征召了超过80万女兵，其中约有40万人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娜塔莎和安娜是活下来的那一部分。

但活下来，不等于活着。

战后的苏联，女兵们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工厂、集体农庄和城市公寓。

她们嫁了人，生了孩子，像所有普通苏联妇女一样过日子。

娜塔莎嫁给了一个退伍的炮兵军官，生了两个孩子，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座小城里。

安娜嫁给了一个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搬到了白俄罗斯的乡下，生了三个孩子。

从外面看，她们和其他战后重建家园的苏联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在食堂排队打饭，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

可是夜里不一样。

娜塔莎的丈夫后来回忆说，结婚的头几年，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从睡梦中惊醒。

有时候是尖叫着醒来，有时候是突然坐起来，满头大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黑暗中的某个方向。

她做噩梦——梦里总有德语。

那些在村子里听到的、带着柏林口音的俄语命令，那些德国兵围上来时吹的口哨声，那些她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的声音，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

她醒过来之后，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分辨出自己在哪里——是在自己的卧室里，还是在那座被摧毁的村庄的院子里。

安娜的情况更糟。

她的腿伤留下了后遗症，每逢阴雨天就疼得走不了路。

但她从来不提那次受伤的经历——孩子们问起来，她只说是在战场上被弹片划伤的。

她的丈夫说，结婚几十年，安娜从来没有完整地讲过1941年10月那几天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她坐在窗前发呆，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丈夫喊她好几声她都听不见。

战后许多苏联女兵都出现了类似的心理症状——她们在战争中表现出了勇气和坚毅，但在战后的现实中变得不安、退缩、缺乏自信。

创伤不仅仅是她们的私人记忆。

在整个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被俘的苏联女兵面临的是系统性暴力。

德军高层曾下达密令，许多女兵在被俘当天就遭到集体枪决。

而那些侥幸活到战争结束的女俘，回国后却迎来了另一场噩梦——斯大林签署的第270号命令将所有被俘人员视为“叛国者”。

她们九死一生回到家乡，换来的却是审查、怀疑和歧视。

娜塔莎和安娜算是幸运的——她们被游击队救了出来，没有进集中营，没有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

但那份记忆像一颗嵌在骨头里的子弹，取不出来，也消化不掉。

几十年后，两个老妇人偶尔还会见面。

她们住在不同的城市——娜塔莎在莫斯科附近，安娜在白俄罗斯——但每年夏天，安娜会坐火车到莫斯科来，在娜塔莎家住上几天。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厨房里喝茶，聊家长里短，聊孩子们的工作，聊孙辈们的学习成绩。

她们从来不提1941年10月的事情。

但她们知道对方记得。

有时候，沉默比语言更清晰。

当夜幕降临，当窗外的风穿过白桦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当远处某条街上传来汽车的引擎声——两个老妇人的目光会在某一个瞬间相遇，然后又迅速移开。

那短短的一秒钟里，她们同时回到了那座被炮火削去树冠的白桦树下，回到了那个被德国兵围住的院子里，回到了那个被剥去军裤、按在泥地上的傍晚。

战争结束了。

但战争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们。

整个二战期间，超过100万名15至30岁的苏联女性穿上了军装。

她们中有医生、护士，也有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狙击手。

她们在战场上和男人一样冲锋、一样流血、一样死亡。

但她们承受的远远不止这些——她们承受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暴力形式之一，那种在战场上被默许、被忽视、被遗忘的暴力。

娜塔莎和安娜的故事，只是那八十万女兵中无数个故事中的一个。

它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正史——没有勋章，没有命名街道，没有塑像。

它只在两个老妇人的沉默里被保存着，在那些深夜里突然响起的德语梦话里被重复着，在每年夏天那趟从白俄罗斯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被携带着。

那棵被炮火削去树冠的白桦树，后来在春天又发了新芽。

村庄在战后重建了，新房子盖了起来，孩子们在院子里奔跑玩耍，没有人知道1941年10月那个傍晚，有两个女兵曾经被拖进这个院子，被剥去了衣服，被按在了泥地上。

白桦树的新枝在风中摇晃，像是在摇头，又像是在点头。

两个女兵活到了很老。

娜塔莎先走的——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她在睡梦中再也没有醒来。

安娜多活了几年，一直活到了苏联解体之后。

据说她临终前的那几天，一直在说胡话——说的不是俄语，是德语。

护士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的儿女们也听不懂。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在对1941年10月那个傍晚说再见。

那座被摧毁的村庄早就没有了。

那片被炮火犁过的土地长出了新的庄稼。

那棵白桦树还在，树干上有一道很深的弹痕，但树冠已经长得又高又密了。

风吹过的时候，树叶哗啦啦地响——像是在说话，又像是什么都没说。

战争带走的东西，永远带不走了。